我院張學勇教授和博士生張琳合作撰寫的論文“大類資産配置理論研究評述”發表在《經濟學動态》2017年第2期。

這篇論文梳理了自“均值-方差”模型之後，所有主流大類資産配置的理論模型及其應用，是一篇非常全面的對于大類資産配置理論和策略的總結，具有較大的參考價值。

改革開放以後，在投資的大力推動下，中國經濟實現高速增長，各類資産收益水平均較高，且擁有很強的政府擔保性，因此投資單一種類資産尚且可行。但到了2010年以後，中國實體經濟投資回報率持續下降，尤其在2013年後，房地産、基礎建設等主要投資項目回報率也開始下滑。在高收益非标項目數量銳減情況下，依靠單一種類資産獲利的難度越來越大。截至2015年底，我國資産管理市場的總規模已達到約93萬億元人民币，除去各種通道業務，總規模約為67萬億元人民币，近三年的規模年均複合增長率超過了50%。

有效的大類資産配置被視為成功投資的關鍵，這種觀點最早源于Brinson et al（1986）采用業績分解法衡量投資政策（大類資産配置）和投資策略（證券選擇和市場擇時）對投資收益的貢獻大小。文章中指出資産配置政策解釋了91隻共同基金收益率方差的93.6%。後來，Brinson et al（1991）又将這一數字調整為91.5%。文章發表後，Jahnke（1997）、Nuttall（2001）等對其方法、模型和數據提出了疑問，進而質疑結論的可靠性。另外，還存在關于推理邏輯和忽略投資成本的質疑（于瑾，2004）。不過也有學者對其結論進行了更穩健的測試，Ibbotson & Kaplan（2000）使用94隻美國平衡型共同基金10年的月度收益率數據和58隻養老基金5年的季度數據，進一步證實了Brinson et al（1991）結果的可靠性，并提出更加全面的結論。

為了加強大類資産的有效管理，美國率先緻力于大類資産配置策略研究。20世紀30年代，市場上經典的投資組合是将總資産的60%投資于國内債券，40%投資于本土股票。50到60年代，代表性投資組合除了考慮股票和債券，還保有約10%的現金及等價物。20世紀80年代中晚期，在一部分活躍投資者的帶動下，市場開始将部分資金投資于風險資本、房地産、私募股權、海外發達市場和新興市場的股票和債券。到了20世紀90年代和新世紀後，投資者運用絕對收益策略，将各種金融衍生工具納入到投資範圍中。随着資産類别的豐富，大類資産配置策略從60/40組合、等權重投資組合、全球市場投資組合等傳統的配置策略發展到以收益、風險為基礎的量化策略和以美林時鐘模型為代表的非量化模型，大類資産配置理論經曆了從靜态到動态，從定性到定量、再到定量中融入主觀判斷的過程。

相比之下，我國大類資産配置仍處于起步階段。實踐層面，投資者在進行決策時主要依靠對宏觀經濟趨勢的研究判斷，缺乏量化模型的支撐，因而無法保證投資決策的穩定性。理論層面，基于中國資本市場的大類資産配置代表性研究并不多見，而且由于滞後性和片面性，僅存的大多數無法應用于實際操作。

大類資産配置策略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