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主任李建軍教授與執行主任彭俞超副教授、博士生李明洲同學合作的論文《“一帶一路”倡議與沿線國家金融效率》發表于《金融評論》2022年第2期。下面介紹主要内容：

“一帶一路”倡議推進沿線金融合作表現在“貨币流通”與“資金融通”方面。資金融通能夠從金融支撐角度促進經濟要素有序自由流通，資源高效配置和市場深度融合，加速多邊投融資合作，服務于開創中國對外開放新格局。那麼，在“一帶一路”倡議下的金融合作是否提升了沿線國家資金融通環境質量，進而促進金融資源更有效配置，更好地促進沿線國家的經濟增長？以投入産出的方式準确評價國家金融效率對“一帶一路”建設各參與方意義重大，既能夠幫助東道國掌握本國資金融通環境質量，了解金融資源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從而優化本國金融資源配置；又能為中國企業制定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投資決策提供參考依據，提升中國企業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的投資效率，降低“一帶一路”建設中的金融風險。

本文将金融效率定義為“一國金融資源對國民經濟産出的貢獻度和有效性”，考察金融資源投入轉化為經濟産出的作用效果。金融作為動員與分配經濟資源的重要手段，其效率高低也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經濟要素的分配狀态與利用程度，金融效率高反映為經濟體利用有限的金融資源推動盡可能多的經濟産出。本文所研究的金融效率是宏觀的、廣義上的金融效率，即全社會金融資源對實體經濟增長的貢獻度和有效性，與王廣謙（1997）、彭俞超和彭丹丹（2018）等定義的宏觀金融效率一緻。

本文的邊際貢獻主要體現在：第一，運用随機前沿分析方法對國家層面金融效率進行測算，相比于以往“一帶一路”效率測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對外直接投資效率（嚴佳佳等，2019；張友棠和楊柳，2020）、基礎設施績效（李建軍和李俊成，2018）、貿易便利化水平（孔慶峰和董虹蔚，2015）等方面，本文測算的金融效率更能夠反映國家整體資金融通的環境質量，為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投資決策提供參考意義。第二，本文将金融效率作為被解釋變量，以“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作為政策沖擊來評估“一帶一路”倡議對金融效率的作用效果及異質性影響，彌補了相關領域的空白。第三，本文不僅對政策效應進行考察，還從資金融通角度分析了“一帶一路”倡議對金融效率影響的作用機制。

為客觀評價國家層面金融效率，本文借鑒Battese and Coelli于1992年提出的随機前沿模型領域經典方法構造計算金融效率理論模型。由于投入産出關系具有多變性，本文選取超越對數生産函數，并加入時間趨勢和投入變量的交乘項以刻畫技術時間趨勢變化（彭俞超和彭丹丹，2018）。這種參數方法确定了生産前沿形式，測算了金融資源投入下經濟産出的效率，并将随機因素納入影響産出的考量範圍。在金融資源投入指标選取方面，本文從微觀、中觀、宏觀三個維度，選取每十萬人銀行分支機構數量、股票市場總市值/GDP、股票市場交易額/GDP、保險公司總資産/GDP、私人部門國内信貸/GDP、政府與國有企業信貸/GDP、私人部門債券/GDP、金融系統總存款/GDP、投資組合債務總額/GDP等代理金融資源投入，以人均GDP作為經濟産出，測算出樣本期内各國各年度的金融效率值，并将其進行标準化處理得出金融效率指數。

通過以“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作為準自然實驗構建雙重差分模型（DID），本文研究了“一帶一路”倡議對沿線國家金融效率的影響，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作為實驗組、非沿線國家作為對照組進行處理。實證結果表明，“一帶一路”倡議顯著促進了沿線國家金融效率提升。在進行改變金融效率測算方法、控制高階固定效應、增加控制變量等一系列穩健性檢驗後，結論仍然成立。異質性分析的結果表明，“一帶一路”倡議的金融效率促進效應在“海上絲綢之路”國家與非鄰近國家中更為突出。此外，本文發現面臨更低經濟風險和外部沖突風險的“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受到更為顯著的金融效率促進效應。進一步地，本文對作用機制進行檢驗，研究發現“一帶一路”倡議通過促進沿線國家資金融通而提升金融效率。

本文的研究結論對推動高質量建設“一帶一路”、提升沿線資金融通效率有以下政策啟示。首先，“一帶一路”資金融通對沿線國家金融效率有顯著的提升作用，因此，應進一步深入推進資金融通合作，充分發揮金融對“一帶一路”沿線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部分沿線發展中國家金融發展程度較低，金融資源在量與質兩方面均未能達到合意水平，導緻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效率低下。為提升沿線國家金融效率，中國作為“一帶一路”倡議的發起者與主要參與方，應積極推動沿線金融合作，繼續擴大對“一帶一路”沿線投資，引領帶動高質量、大規模的金融資源在沿線國家聚集流通，促進金融對資源更有效配置進而提升金融效率。其次，考慮到“一帶一路”倡議金融效率提升作用具有異質性，在推進“一帶一路”資金融通過程中要充分考慮當地的金融市場成熟度和金融需求差異度，因地制宜推進金融合作。最後，“一帶一路”資金融通進程中需格外重視風險因素。應格外重視能夠對沿線投融資合作産生嚴重負面影響的彙率風險等經濟風險，可以通過推動中資銀行“走出去”拓展跨境人民币支付結算等業務，鼓勵使用人民币開展基礎設施投融資業務以避免第三方貨币價值波動帶來的交易風險，降低風險因素對沿線國家資金融通的影響，維護沿線國家金融穩定，助力金融效率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