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呂越，對外經貿大學中國WTO研究院講師、bevictor伟德官网絲路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員
摘要：本文利用2004 - 2014年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OFDI）數據，分析了中國對48個“一帶一路”（OBOR）國家的直接投資對中國貿易的廣度邊際和深度邊際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首先，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具有貿易創造效應而非替代效應，即對外直接投資能帶來中國出口量的增加而非減少。其次，就出口産品的技術水平而言，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對提高中低技術含量産品的出口有顯著效果。最後，對外直接投資對于增加出口産品種類數量（廣度邊際）沒有顯著影響。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貿易創造效應主要來自貿易深度邊際的增加而非廣度邊際。
關鍵詞：一帶一路；OFDI；引力模型；廣度邊際；深度邊際
一、引言
世界經濟複蘇步伐緩慢，新興市場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日益提高，中國經濟從空前發展時期轉向所謂的“新常态”自2010年以來已成為世界經濟的突出特點。在全球和國内經濟環境發生重大變化的背景下，中國政府推出的“一帶一路”倡議逐漸成為推動中國與鄰近國家經濟共同發展與合作的主要戰略，中國與“一帶一路”國家的貿易和投資已經成為這一倡議的重要組成部分。據中國商務部公布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顯示，中國對“一帶一路”國家的直接投資總額在過去十年間穩步增長，2014年達到925億美元，占中國2014年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10.5％。同時，中國對“一帶一路”國家出口總額占全國出口總額比重在2014年上升至27.22％左右。因此，有必要深入分析中國對“一帶一路”國家直接投資的大幅增長，是否有助于實現促進國内産業升級、技術發展和長期經貿增長的目标。
本文利用2004年至2014年間中國對48個“一帶一路”國家的直接投資數據，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應進行了實證檢驗。首先，我們的結論支持貿易和對外直接投資相互補充而不是相互替代的觀點。其次，本文從貿易邊際角度分析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應。根據Helpman等人的研究，一個國家的出口可以産生貿易的“深度邊際”和“廣度邊際”，它們共同構成了貿易的“二元邊際”。前者是指貿易規模和數量的增加帶來的出口增長，後者指出口産品種類的變化帶來的出口變化。本文使用出口總量來衡量貿易的深度邊際，使用出口産品種類來衡量貿易的廣度邊際，發現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在提高深度邊際而非廣度邊際方面更為有效。第三，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刺激出口的作用目前僅限于中低技術含量的出口，尚未擴展到高技術出口。
本文的貢獻在于：首先，我們關注的是貿易的廣度邊際，以往文獻研究主要集中在OFDI對貿易深度邊際的影響上。其次，我們的實證分析通過使用面闆數據和多種估計模型（包括固定效應模型，Hausman-Taylor估計和泊松模型）能夠更好地解釋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最後，本文對中國在一帶一路國家直接投資的分析不僅能夠為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應提供有價值的經驗證據，同時對理解“一帶一路”倡議促進中國出口和經濟增長的潛力具有重要政策意義，即若想更好地發揮“一帶一路”倡議促進我國出口的作用，需要鼓勵開發更多種類産品進行出口，特别是高技術含量的産品，以重塑中國出口結構，促進中國經濟長期持續增長。
二、中國與一帶一路國家投資貿易格局概述
中國的“絲綢之路經濟帶”和“海上絲綢之路”戰略舉措涉及64個國家和地區。圖1顯示了中國與一帶一路國家的貿易情況：中國對一帶一路國家的出口從2004年的980.55億美元增加到2014年的6369.6億美元，在中國出口總額中所占的比重從2004年的16.52％上升到2014年的27.22％。表明中國與一帶一路國家之間的貿易聯系日益加深（見圖1）。
圖4顯示了中國對一帶一路國家的直接投資情況：中國對一帶一路國家直接投資總額從2004年的19.32億美元增長到2014年的924.2億美元，增長了47倍多。中國對“一帶一路”國家的投資占中國投資總額的比例也從2004年的4.31％上升到2014年的10.47％。表明過去十年中國在“一帶一路”國家的OFDI一直穩定增長（見圖4）。
三、模型設定
本文利用引力模型分析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應。引力模型假設兩國的貿易流量應與兩國國内生産總值（GDP）正相關，并與兩國地理距離負相關。基本引力模型如下：
将基本引力模型進行對數變換，同時在前人研究基礎上，引入除引力模型之外的可能影響中國對一帶一路國家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應的變量，得到擴展的引力模型。
其中第一個擴展的引力模型用于分析中國對一帶一路國家的直接投資對貿易深度邊際（出口總量）的影響。第二個擴展的引力模型用于分析中國對一帶一路國家的直接投資對貿易廣度邊際（出口産品種類數量）的影響。
四、變量選取及說明
本文利用“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提供的數據進行實證分析。由于該公報中對外直接投資（以下簡稱OFDI）和出口數據隻包含2004-2014年63個一帶一路國家中的48個，因此本文采取2004-2014年48個一帶一路（以下簡稱OBOR）國家作為研究對象。
（一）因變量
貿易的深度邊際（lnexport），中國對OBOR國家i在第t年的出口量，分為總出口量和不同技術含量産品的出口量（按照Lall（2000）低、中、高技術含量分類），數據來源于聯合國商品貿易數據庫。
貿易的廣度邊際（export_count），中國對OBOR國家i在第t年的出口産品種類數量。
（二）自變量
中國對OBOR國家i的OFDI存量（lnofdi）。選取OFDI存量而不是OFDI流量出于以下三個原因。首先，“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将OFDI流量記錄為某一年對東道國的新增或撤回的投資，使得OFDI流量數據可能為負值，進而導緻這些觀察值在回歸分析中被删除。其次，相比缺失值較多的OFDI流量數據，OFDI存量數據更一緻。第三，OFDI流量對貿易影響的解釋更易受到與貿易高度相關的其他因素，如政治關系的影響。因此OFDI存量指标更适合我們的實證分析。
（三）控制變量
中國和OBOR國家i的地理距離（lndis），用兩國首都間距離衡量，數據來源于CEPII數據庫；OBOR國家i的GDP（lngdp），以2005年不變價美元計；官方彙率（lnex）；OBOR國家i的私營部門信貸比例（dcps），衡量私營部門信貸占GDP比重；中國和OBOR國家i是否存在自由貿易協定FTA（if_fta），數據來源于中國商務部；OBOR國家i是否為WTO成員國（if_wto）；OBOR國家i的法律制度（law）；OBOR國家i的腐敗指數（cor）；OBOR國家i的政府穩定性（gov）；OBOR國家i的社會經濟發展狀況（soc）；OBOR國家i的基礎設施條件（infra），使用航空運輸作為代理變量。
alpha為常數項；beta為國家固定效應； gamma為年度固定效應；epsilon為殘差。
五、實證結果
（一）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總量的影響
在表2中，列（1）為年均固定效應的普通最小二乘（OLS）回歸結果，主要的解釋變量（lnofdi）對總出口量（lnexport）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表明lnofdi和lnexport之間為互補關系，即對外直接投資的增加會帶來總出口量的增加，該結果與中國學者所持有的普遍看法相一緻。OBOR國家國内生産總值（lngdp）系數為正，表明OBOR國家的市場規模與中國出口總量有正相關關系：OBOR市場規模越大，中國對該國的出口量越大。距離（lndis）具有預期的負向影響，即較遠的地理距離通常會抑制出口，該結果同時證實了引力模型的基本假設。
由于OLS模型沒有考慮國家固定效應，表2進一步估計了固定效應和随機效應模型。列（2）表示具有年份和國家固定效應的估計結果，顯示OLS模型誇大了對外直接投資對總出口的正向影響。固定效應模型的一個主要局限是不能估計時不變變量的系數，由于引力模型中距離是一個不随時間變化的外生變量，因此需要列（4）的Hausman-Taylor模型進行進一步估計。列（4）結果表明，盡管中國對OBOR國家的直接投資和出口總量是相互補充而非替代關系，但對外直接投資的貿易創造效應相對有限，中國OFDI存量1％的變化僅帶來中國出口總額0.090％的增長。列（5）使用GMM方法進行了穩健性檢查，結果仍顯示OFDI對中國出口總量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二）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産品種類的影響
表3給出了出口産品種類數量的泊松估計結果。列（1）為沒有時間和國家效應的混合泊松回歸結果，此時OFDI存量對出口産品種類具有顯著正向影響。其他控制變量結果與表2類似，在此不進行贅述。列（2）為考慮了時間和國家效應的固定泊松回歸結果，結果表明OFDI存量對出口産品種類沒有顯著影響。列（3）和（4）分别表示具有固定和随機效應的泊松模型結果。Hausman檢驗表明，固定效應比随機效應模型更有效，因此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對中國出口産品種類（從而對中國出口貿易的廣度邊際）的增加沒有顯著作用。列（5）通過GMM估計進行穩健性檢驗的結果再次驗證了我們的結論。
（三）對外直接投資對不同技術含量産品出口量的影響
表4估計結果表明，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能夠促進不同技術含量産品的出口，且對中低技術含量産品出口的影響大于對高技術含量産品出口的影響。
六、結論
本文利用2004年-2014年中國與48個“一帶一路”國家的投資-貿易關系面闆數據，分析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應。研究結果表明中國的OFDI能夠刺激出口，貿易和對外直接投資具有相互補充而非替代關系。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在提高中低技術含量産品出口方面有顯著效果，反映了我國在中低技術産品出口方面的比較優勢及其在高科技産品出口方面的相對不足。對外直接投資對于增加出口産品種類數量（貿易廣度邊際）沒有顯著影響，中國的出口增長主要來源于現有産品類别的數量型增長（貿易深度邊際）。
在全球經濟緩慢複蘇和中國經濟轉型的背景下，區域經濟合作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動力。“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不僅有助于促進中國“走出去”戰略的進一步推進，更有助于我國從出口導向型增長戰略轉向更加開放的經濟模式，創造有利于國内産業發展的新的競争優勢。結合本文研究結果，為保證“一帶一路”倡議的順利推進，要求對外直接投資不僅應提高貿易的深度邊際，還應提高貿易的廣度邊際和出口産品的技術含量，進而充分發揮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潛力，優化貿易增長模式。
文章來源：
Lu Yue, Y. Lu, K. Zeng, and Y. Li (2017), 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he Margins of Trade: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One Belt, One Road” Countries,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thcoming
作者簡介：
呂越（1987-），女，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中國WTO研究院講師、碩士生導師、經濟學博士、哥倫比亞大學富布萊特訪學訪問學者、新加坡國立大學訪問學者；中國社科院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特聘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全球價值鍊與中國；貿易與金融。目前已在《中國社會科學》、《經濟研究》、《世界經濟》、《金融研究》等雜志發表論文30餘篇，并擔任China & World Economy、《經濟研究》、《管理世界》、《世界經濟》、《金融研究》、《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财經研究》、《财貿經濟》和《南開經濟研究》等雜志的匿名審稿人以及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通訊評審專家。主持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北京市社科聯項目以及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課題。曾獲得第七屆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人文社會科學）二等獎、第十二屆中國青年經濟學者論壇優秀論文獎等、“百人會英才獎”、譚崇台發展經濟學獎、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惠園優秀青年學者”，代表性論文入選《世界經濟年鑒2016》“國際投資學2015年十佳中文論文（TOP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