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端于美國次貸市場的金融危機破壞力之大、波及面之廣，遠遠超出人們的預料。金融危機已經演變為經濟危機，危機何時能夠觸底反彈尚不明朗。及時對這次金融危機的成因和前景進行分析，反思國際金融監管體制方面的經驗教訓，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2009年5月7－8日，bevictor伟德官网、德國開發研究院（DIE）、德國InWEnt國際繼續教育與發展協會聯合主辦“全球金融危機和國際金融監管框架改革”學術研讨會。與會中外學者立足于當前全球金融危機的背景，反思金融自由化和金融監管方面的經驗教訓，讨論國際、國内金融監管框架改革，交流不同國家和地區所采取的監管措施，研究未來的監管環境和監管框架，對金融監管體制改革和全球金融體系的調整提出了許多建設性的意見。同時，專家們對當前中國宏觀經濟和全球金融危機形勢進行了深入的剖析和展望，并提出了許多有益的對策和建議。
    這次會議包括五部分：全球金融危機的成因、後果和教訓；金融自由化的反思和對當前金融市場監管制度的改革；如何推進區域金融一體化和東亞監管合作；全球金融和經濟危機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等問題。全球金融危機将會對中國金融體制改革和全球金融體系調整産生深遠的影響，為了使讀者更好地了解金融監管體制的現有缺陷和未來可能的改革方向，《中國金融》特刊登演講嘉賓的主要觀點，并做簡要評論。

    一、全球金融危機的成因、後果和教訓
   世界銀行區域負責人David Dollar分析了全球金融危機的起因。他認為金融危機主要源于IT泡沫破裂後美國寬松宏觀經濟政策持續的時間過長，多年的低利率水平對經濟繁榮起到了刺激作用。美國過于刺激性的政策導緻消費激增，财政赤字和貿易赤字提高，貿易赤字占到GDP的6-7%。同時，盯住美元的彙率政策使得中國積累了大量貿易盈餘，但是政府因為擔心彙率調整導緻過多熱錢流入中國，從而維持低利率，通貨膨脹上升使實際利率為負值，導緻中國房屋建設超過實際需求。這種增長方式是不可持續的。金融危機後，房地産投資下滑，同時出口也受到很大影響。由于美國降低财政赤字恢複美國宏觀經濟的平衡尚需時日，美國的消費和進口不會恢複的太快，所以中國出口市場不會很快恢複。
bevictor伟德官网院長張禮卿讨論了全球金融危機的現狀和經濟後果，他認為目前全球金融危機仍然處于非常嚴重的狀态。首先，信貸利差依然處于高位，股票市場微弱，私人部門的貸款仍然處在曆史性底部。其次，全球範圍内與美國金融資産相關的資産減記達2.7萬億美元，預計還會進一步擴大。再者，由于發達國家金融機構的大規模去杠杠化，以及實體經濟的嚴重衰退，新興市場經濟體的融資和出口今年将面臨嚴峻的挑戰，不排除爆發更大面積危機的可能性。目前全球的政策反應有一定積極影響。這些政策要進一步阻止美國經濟衰退，必須要有私人投資的顯著增加，而目前大部分增長來自政府部門。從長遠來看，目前的政策還存在很多隐憂，譬如，對大企業和大型金融機構的救援存在道德風險，巨額的财政赤字正在造成通脹壓力和美元貶值預期等等。
張禮卿教授認為，美國次貸危機的成因有微觀和宏觀兩個層面。從微觀層面看，首先，金融自由化是全球金融危機的重要根源。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有兩個方面的金融自由化舉措：一是取消傭金管制和利率管制；二是90年代後期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之間分界管制的取消。金融自由化使投資銀行面臨嚴峻的競争态勢，進而不得不采取過度冒險的對策，并通過探索新業務、新模式（如“發行即分銷”，OTD模式），通過資産證券化輕易地将風險轉移出去。由于缺乏監管，各種過度冒險，以及各種新業務和新模式的大量運用，導緻金融風險的迅速積累，最終導緻本次危機。從宏觀層面來看，有兩派觀點：一是美聯儲過度擴張的貨币政策，二是大量外國儲蓄流入美國。張禮卿教授認為，主要原因是美聯儲過度寬松貨币政策決定的。理由有兩點：其一，東亞國家高儲蓄率對全球長期利率的影響，已經被美國的巨額儲蓄缺口所抵消，所以全球長期利率并沒有人們想象的那麼低。其二，貨币供應的過度實際上是大量外國資産流入美國的原因。因為有數據顯示，美國過度擴張的貨币政策發生在前，大量外國儲蓄的流入發生在後。實際上，美國貨币當局應該感謝大量外國資金的流入，正是這些外資的流入，美國才得以避免因過度貨币擴張而引起的通貨膨脹威脅。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所長李向陽分析了國際金融危機的前景和影響，認為國際金融危機的發展前景取決于以下四個領域：一是美國房地産市場的走勢；二是大國聯合救援措施的效果；三是來自于實體經濟衰退和外圍國家經濟衰退的反饋效應；四是金融機構“去有毒資産”的進程。在這四個領域既有積極的信号也有不斷增加的風險。究竟國際金融危機以及全球經濟衰退的未來走勢會如何，可以根據以往的經驗對未來進行展望。根據Reinhart和Rogoff（2008）的研究顯示，戰後主要金融危機的特征有六個方面：一是銀行業危機平均會持續2年；二是實際房價平均在6年内下跌35%；三是股票價格在3.5年内下跌55%；四是失業率平均在4年内上升7個百分點；五是産出下降9%；六是政府債務的實際價值平均上升86％。從目前來看，由于美國房地産價格跌幅接近30％，銀行業危機已經持續近2年，發達國家股票市場跌幅在40－50%，金融市場可能會在2009年下半年趨于穩定。然而，由于失業率尚未見頂、GDP跌幅尚不足、“去杠杆化”和信貸緊縮仍在持續，消費需求短期内難以回升，實體經濟複蘇還有一個滞後期，預計2010年上半年見底，經濟萎縮的趨勢得到遏制。
關于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李向陽研究員主要讨論了兩個方面：第一，金融危機之後經濟增長方式會發生改變。過去20年來全球經濟增長方式的特征是美國的負債消費和東亞出口導向型經濟的發展，這場危機證明了美國負債消費模式一定要進行調整，美國金融機構必須要調整過去多年來的資産負債結構。20世紀90年代美國私人儲蓄率是8%到10%，進入20世紀下降到5%，危機前跌到-1%到0之間。房地産泡沫的崩潰使得美國普通居民的負債消費已不可持續，美國私人儲蓄率出現回升，目前已恢複到4－5％，儲蓄率上升意味着消費水平下降。假設收入毫無增長，債務與收入的比率每下降5個百分點，消費就會減少約5000億美元。目前債務與收入的比率為130%，即使回落至100%，後果也必将十分慘痛。由于美國的調整使全球總需求規模整體萎縮，首當其沖的是東亞出口導向型的經濟發展模式。因此，多年來全球經濟增長方式的調整将會沖擊出口導向型的增長模式。在這次經濟危機後，中國很難保持20%-30%高速出口增長，因此要對多年來的出口導向型模式進行調整。
第二，圍繞清潔能源所形成的産業群有可能成為下一輪經濟周期繁榮的支撐點。20世紀80年代的經濟衰退中孕育出信息産業，這次危機能不能為下一輪全球經濟繁榮周期孕育一個全新産業，還面臨不确定性。現在美國新政府把未來的希望寄托在清潔能源方面，圍繞清潔能源所形成的産業群有可能成為下一輪經濟周期繁榮的支柱。能源業本身會影響到所有産業，乃至經濟發展方式，同時化石能源稀缺性在加劇，所以能源需求大的國家的博弈能力在下降，這是發達國家不能容忍的，因此很多發達國家調整了能源發展戰略，基本方向就是發展替代能源，既包括天然氣、風、電能，争議最大的就是生物能源，因為原料用的糧食。2007年全球生物能源産量才1000億升，占整體消費量的比例很小，但糧食消費量很大，由此帶來的一個重要問題是糧食價格的上升以及饑餓人數的增加。但是支持生物能源發展的支持者有一個很強大的道德優勢，就是生物能源有助于環境保護和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作為一個帶頭産業必須要有市場競争力，但生物能源面臨的主要問題是成本過高。要成為未來全球發展的支柱産業，美國會制定全球規則來創造市場需求，很可能通過《京都議定書》提高傳統化石能源價格，從而提高生物能源的競争力，這将對全球經濟的發展方向以及中國承接未來産業的布局都會産生長遠的影響。
杜伊斯堡—埃森大學的Ansgar Belke分析了财政刺激方案、不确定性和經濟危機。第一，歐洲經濟的前景。金融危機已經演化為了實體經濟危機，世界貿易産出會大幅下滑，歐洲房地産市場也會大幅調整，很多國家已經瀕臨衰退的邊緣，歐洲經濟有可能衰退到2010，2009年德國經濟可能衰退9%。現在西歐受到了東歐銀行業的影響，風險很容易傳遞。危機帶來了貨币價值和貨币政策的不穩定性，歐洲央行可能執行非傳統貨币政策，風險剛剛拉開序幕。
第二，财政政策是不是維持需求的普遍做法？德國和其他一些歐洲國家有很高的儲蓄率，即使出台财政政策，效果也不會太大。首先，歐元區範圍内存在政策協調問題。很多人認為單一市場應該有單一貨币，單一貨币應該有統一的政治聯盟。但是，貨币聯盟或政治聯盟也會帶來不穩定因素。經濟增長具有很強的不确定性。如果有很多财政政策需要協調，未來出現沖擊的可能性越高。其次是流動性陷阱問題。目前歐洲的利率很低，很多人擔心貨币政策陷入流動性陷阱從而贊成使用财政政策。但是，歐洲央行的貨币政策已經降低了政府公債的收益率，貨币政策的出台可以影響到實體經濟，有一定作用，可以防止大蕭條的。央行要和其他機構合作，在降低利率時避免未來産生通貨膨脹。
第三，等待是否有價值？英國和西班牙面臨非常大的不确定性，如果當前财政政策出台的形式就是增加政府支出和減稅，其成本相當昂貴，而且會增加政府債務水平。降低稅率，對于德國的負擔可能比美國要大：一是要考慮到不對稱的财政政策體系；二是未來能否進行更多的儲蓄以降低财政政策帶來的高債務水平；三是投資和消費面臨着很大的不确定。由于大宗商品價格下跌降低了通脹水平，歐元區通貨膨脹已經低于歐洲央行的目标水平，歐洲政府存在提高政府支出和減稅的壓力。德國預算赤字達到了GDP的5.9％，2008-2009年面臨很多不确定性，雷曼兄弟倒閉後不确定性進一步上升。如果相信不确定性在未來很快會被解決，我們應該等待直到不确定性被解決。貨币政策具有一定滞後性，德國經濟政策的組合拳要到2012年才會有效果。等待還是有價值的，不僅政府是這樣，私營部門也是如此。

二、金融自由化和金融監管
目前很多國家都關注短期内如何走出危機，但是對今後國際經濟格局如何演變還有很多問題需要研究。這次危機是經濟全球化之後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危機，從金融穩定角度看，這次金融危機給我們帶來了很多理念上的反思。《金融研究》執行主編徐忠從六個方面讨論了這次金融危機對金融穩定的啟示。
第一，中央銀行與監管體系是不可分割的。首先，中央銀行負責系統性風險應有一定監管權，如果僅僅保留貨币政策或金融服務，把監管拿開的話是不能維護金融穩定的。比如英格蘭銀行處理北岩銀行時，由于央行不在第一線不了解實際狀況，不能确定是否應該救助。這表明，中央銀行負責宏觀經濟和金融穩定，必須要有監管職能。如果沒有金融監管職能，中央銀行在金融危機面前可能束手無策，無法采取正确措施。其次，中央銀行決策程序簡單，最後貸款人職能要比政府救助行動更迅速，因此，中央銀行在危機中要有維護金融穩定的職能。中央銀行作為最後貸款人，傳統上隻針對有系統性影響的銀行，要有高等級的抵押品。然而，在這次危機中，美聯儲除了對有系統性影響的機構提供支持外，對很多基金也提供了流動性支持，甚至是對資不抵債的企業也進行了救助，抵押品的範圍也在擴大。這次金融危機的過程中，中央銀行承擔最後貸款人職能的時候也承擔了财政職能。由于财政預算需要通過議會有很多程序，中央銀行擴大抵押品的範圍很快就能處置危機，反映出中央銀行在金融危機中要有監管職能。再者，金融創新後，監管體制從機構監管向功能監管轉變，缺少一個從全局系統性角度監管整個體系的機構。很多影子銀行、有系統性影響的金融機構都在監管之外，它們出現問題後對市場産生很大沖擊，危機後要求從整體來監管，維護金融穩定。
第二，金融制度是有效金融監管的重要支柱。從金融危機我們看到，目前維護穩定的各種金融制度，以及維護金融穩定的手段存在不完善性。存款保險制度、銀行的壓力測試、大機構不能倒閉、公允價值的會計準則，這些維護金融穩定的制度在正常市場環境下可以用，但在危機的時候不能應用。
第三，金融創新是一把雙刃劍，它分散了風險但是也可能産生更大風險。一般來說，銀行是系統性風險的重點，但現在風險源發生了變化。今後監管有兩種選擇，一種是無限擴大監管面積，把所有可能産生系統性風險的對沖基金、投資銀行、保險公司、銀行納入到央行維護金融穩定的監管框架中來；另一種是回到30年代大蕭條之後的分業監管。今後全球金融監管的框架何去何從，還要拭目以待。但方向是肯定的，要麼鼓勵創新并将各種創新納入到統一的監管框架之中，要麼分業經營、分業監管，并且限制創新。
第四，金融體系監管和貨币體系相輔相成。金融危機一方面是由于美國過去長時間維持低利率政策，另一方面是金融監管體系存在缺陷。如果沒有過長時間的低利率，問題不會那麼嚴重。有人認為，如果金融機構的風險控制良好，金融危機就可以避免。這是不可能的，監管體系是一個不斷完善的過程，永遠存在問題。如果作為國際貨币體系的主權國家，隻關注國内貨币政策，不承擔在國際貨币責任的話，即使現在有完善的國際監管合作，今後仍然會有問題。因此，金融體系監管和國際貨币體系改革要相互結合。
第五，完善的公司治理結構始終是有效監管的基礎。此次金融危機引起了人們對于金融監管基礎的重視。跨國銀行、跨國金融機構的公司治理不健全确實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從目前來看，金融機構高管去追求高風險業務，豐厚報酬是自己的，出現損失是股東的。完善的公司治理結構單純依賴監管體系的改革是不夠的，因此今後提高金融監管效率的同時，要注意完善公司治理結構。作為金融監管的基礎，巴塞爾協議有很多問題。譬如，隻重視資本監管，以來單一指标，而不是綜合性的監管指标；隻重視市場風險，忽視流動性風險等等。因此，巴塞爾協議應該從單一指标向綜合指标發展，避免金融機構的監管套利。
第六，全球金融中心的競争和監管套利。經濟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客觀要求全球監管的合作，監管合作是監管規則的趨同，是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的合作，也是監管标準的趨同，防止監管套利。問題是，如何協調英美以市場為基礎的金融體系與歐洲以銀行為基礎的金融體系的監管框架、監管理念和思路，如何形成防範風險的監管體制。
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處長張曉樸從金融監管的角度對金融危機進行了反思。反思之一是發起－分銷模式下失敗的風險管理與監管。過去十多年間，美國主要商業銀行的業務運營模式發生了巨大轉型，由過去的“購買－持有”轉變為“發起－分銷”。“發起－分銷”模式是指銀行在貸款發放後并不在資産負債表上持有到期，而是采取出售、證券化、購買信用衍生産品等方式把貸款的信用風險從資産負債表中剝離的一種經營方式。美國次貸危機充分暴露了這種新模式在激勵、透明度、風險管理等方面的内在缺陷。首先，“發起－分銷”模式拉遠了借款人和違約風險最終承擔者之間的距離，導緻信用風險交易的發起者和始作俑者－銀行機構，存在嚴重的道德風險。其次，“發起－分銷”模式下，市場參與者衆多、風險交易鍊條拉長、風險持有期限縮短、委托代理關系複雜等特征，導緻了發起方、組織方、管理方、擔保方、分銷方、信用評級機構、投資者等嚴重的風險漠視和激勵失當（incentive misalignment）問題。再次，“發起－分銷”模式下不充分的信息披露和複雜的産品設計，嚴重地惡化了金融市場上原本就存在的信息不對稱問題。
反思之二是流動性風險的管理與監管。任何危機都首先表現為流動性危機，美國是典型的市場主導型體系。在這樣的體系下，銀行的融資大量依賴貨币市場和資本市場，市場向好時流動性風險被掩蓋，市場恐慌出現，流動性瞬間枯竭，銀行體系面臨急劇的流動性壓力，這在次貸危機中表露無疑。理論上說，市場主導型的體系下，銀行和監管應該是一個備份機制，但是現在成為了一個共振機制。現在提出要提出加強流動性風險管理壓力測試的強度，要銀行持有更多高質量流動性資産，這在市場主導型體系下難以有效發揮作用。現在全球都在讨論流動性風險的管理和監管，但很難找到根本的出路。
反思之三：如何預防和幹預系統性危機？如何防範系統性風險，是全球關注和讨論的熱點。任何一次金融危機都是系統性風險的爆發。金融監管的使命從一開始就是防止市場失靈和防止發生系統性風險。随着金融集團經營綜合化和金融全球化的發展，全球金融體系的系統性風險大大增強了，同時，金融市場越來越同質化，金融産品、金融決策越來越同質化，這就放大了系統性風險。很難通過金融機構自身加強管理來矯治系統性風險，因為這是金融機構的外部性導緻的，這個情況需要從監管層面、全球層面進行協調。但是系統性風險的防止和幹預在實踐中很難奏效。作為監管當局，不應代替金融機構去做決策。但問題是，當宏觀經濟過熱時，房地産、資本市場有泡沫時，監管當局隻能提醒說注意房地産泡沫，注意整個宏觀經濟風險，隻能去提出提示，但是未必會受到重視。在臨界點還沒有到達的時候，監管當局内部很難達成一緻意見，即使達成一緻意見，監管當局也未必能夠非常強的把這個信号傳遞給金融機構。
反思之四：政府住房補貼與房地産泡沫。住房問題一直是各國社會經濟政策的核心，鼓勵“居者有其屋”盡管是一個意義深遠的目标，但如果走得太遠也會出現很多問題。19世紀90年代的澳大利亞危機、阿根廷、意大利、挪威危機，造成了1875-1913年間世界範圍的最嚴重銀行危機。文獻顯示，這四次危機事件都與政府對房地産市場的補貼政策有關，正是政府的補貼政策促使了房地産市場的繁榮。
在金融危機的背景下如何推進中國的銀行業改革和開放？張曉樸提出，三十年來中國銀行業改革堅持市場化取向和漸進開放，這是一個長期的承諾和路徑，是内生的選擇。2008年中國銀行業全行業利潤達到5834億元人民币，利潤增長幅度超過30%。銀行業的資本回報率達到了17.1%。不良貸款率降至2.04%。中國應該繼續深化商業銀行改革，核心是提高公司治理和風險管理水平，目前商業銀行大都引入了戰略投資者，初步建立了公司治理框架，但是如何反映到日常管理當中還有很多工作要做。合規文化應該始終得到堅持和執行，特别是對風險管理和合規人員的管理要引起重視。在銀行業開放進程中，中國開創了一種有别于其他新興市場經濟體的、獨特的、以持有少數股權的境外戰略投資者促進國内銀行經營機制轉變為主要内容的銀行業開放模式。這一模式的核心要素有三點：一是隻允許外資取得中資銀行20％以内的少數股權，這與東歐國家、拉美國家完全讓渡控制權的開放截然不同；二是股權的轉讓對象主要限于能夠給中資銀行提供管理經驗和技術的戰略投資者，強調引進外資主要不是為了引進資金，而是為了促進中資銀行完善公司治理結構，提高管理水平。三是開放的根本目标是提高中資銀行競争力，強調開放為我所用。
如何推進中國金融創新，張曉樸提出四點建議：一是金融創新應當和金融業發展水平、監管能力和監管法規制度相适應；二是金融創新不能超過金融機構自身的管理水平和監管者的監管能力；三是金融創新必須時刻檢讨“風險是否可控”。用一個比喻來形容，就是無論火車的動力有多好，技術裝備水平有多高，必須與鐵軌相适應，不能在普通鐵軌上跑高速列車；四是金融創新的步伐不會也不應放慢。同時，進一步把握好開放的節奏，對于短期資本流動的自由化應該格外謹慎，穩妥推進利率市場化。
bevictor伟德官网李建軍分析了全球金融危機背景下中國的非正規金融市場的變化。他認為，金融市場的抑制導緻了中國金融市場的兩元結構：正式和非正式的融資渠道。在現在融資結構之下，公有部門可能會有更多資源，因此要進行适當的金融自由化，為中國的私營部門提供更多渠道，這能拉動内需推動經濟發展。金融改革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應該有一個目标順序，金融改革的同時應該伴随着有效監管和監督。
第一，中國金融市場概覽。一是銀行體系，包括：政策性銀行、郵政銀行、合作社、商業銀行；二是非銀行體系，包括正式金融機構和非正式金融機構兩部分，正式金融機構包括信托公司、金融租賃公司、财務公司；非正式金融機構包括小額貸款公司、信用擔保公司、典當行，還包括企業非法集資、地下錢莊、貨币經紀人，以及企業之間的轉貸款，以及民間互助金融協會和個人信貸。中國經濟遵循漸進式改革的路徑，整個金融自由化的進程緩慢。在非公有制經濟增加的情況下，國有經濟依然保持主導地位。由于金融錯配，民間金融相對比較活躍，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農村金融的發展。同時，遊離于監管體系外的非正規金融發展有時候也影響到社會穩定，削弱了宏觀調控政策尤其是貨币政策的調節效果。
第二，關于民間融資市場大小的估計。2004年17個省份2175個中小企業家以問卷形式回答了關于民間融資的比重，其比例為35.86%；第二次調查（2006年），擴展到27個省份4705個樣本，測算出中小企業的非正規融資占43.1%左右；2008年沒有做大規模調研，隻在山西、浙江、廣東做了個案調查，山西一個煤炭集團非銀行融資占到45%，2008年江龍集團20億債務中有8億來自民間融資，本色集團大部分是民間貸款。通過計量模型測算民間金融市場的規模，2008年底整個正規銀行融資30.3萬億，民間信貸餘額大約5.4萬億，民間借貸占整個銀行貸款餘額比重約18%左右。
第三，2009年4月香港Macquarie證券公司最近做了研究，在廣東、上海、福建、浙江做了電話調查，訪問了九個專家，有城市商業銀行總經理、外資銀行總經理、兩個信用保證公司經理、還有一個私人投資公司經理、中小企業業主以及其他專家，結果發現：（1）民間借貸中信用保證公司原來有1億，因為銀監會規定信用保險公司隻能做擔保，但是很多私人擔保公司基本不作擔保，在直接放貸中年收益70-80％都來源于房貸，主要放款主要是依托個人關系，借給了中小企業家；（2）關于借貸者之間的變化，借款者主要是中小企業和房地産開發商，要交一些抵押品。期限也發生了變化，過去民間借貸期限金額都比較短，金額也不大，現在單筆可以達到1000萬，非正規融資貸款利率為基準貸款利率的4倍。2008年去太原調查時，典當行的年率為60%，過去期限是3-6個月，現在也有兩年的。在抵押物方面，普遍接受的資産就是土地使用權。貸款使用方面，大部分用于短期資金周轉，或者流動資金，對個人或者小的經濟體來說經常使用過橋貸款，就是貸款沒有批下來之前先借錢，等正式貸款下來後再還掉。
第四，對中國的金融抑制和金融自由化進程的思考。一是金融抑制導緻了整個信貸市場出現明顯的二元結構特征。随着金融自由化的不斷向前推進，民間金融市場應該逐步的被規範化。其實這麼多年從中國人民銀行到銀監會一直在做工作，從06年開始的放款人條例的制定，現在還沒有正式出來，都是在為規範民間金融做一些探讨。
德國中央銀行國際金融系統司司長Erich Harbrecht讨論了金融監管改革的關鍵要素及其危機管理方面的教訓。他認為，金融危機還遠沒有結束，很多地區仍在進行危機管理。短期任務有兩個：一是重新啟動國際金融體系，處置有毒資産，解決流動性問題和償付能力問題；二是恢複世界貿易和投資，避免重複貿易保護主義和限制全球資本流動的曆史錯誤。然而，僅僅恢複金融系統的功能和經濟增長是不夠的，還必須緻力于合理的監管改革，設計良好的監管體制來恢複國際金融體系的複蘇。此外，應降低不确定性，并産生積極的外部影響實體經濟，從而促進經濟繁榮。
Erich Harbrecht讨論了監管體制改革的關鍵構成要素。首先，當前的金融危機已經結束了放松管制的時代嗎？政府應該重新監管嗎？我們真正要關注監管的質量而非數量，要在金融穩定與允許金融創新之間保持均衡，金融監管體系需要修複而不是重新書寫或擴張。金融監管有很多行動的壓力，但最重要的不是速度，而是準确性。如果改革設想的不充分，就可能缺乏連貫性或者帶來監管套利的負面影響。其次，在以市場為基礎的金融體系中，市場紀律仍然可以發揮作用。因此，不要用主權監管代替市場約束。相反，監管需要創造市場自律和約束，讓他們有一定透明度，使得與市場相關的解決方案更靈活，成本更低。再者，監管改革的規模問題。改善監管并不是拘泥于細節，而是要采取廣泛的措施重新設定監管的規則。最後，監管的時機。有人認為我們必須首先關注危機管理，過一段時間再重新構建金融體系，但是我認為在當前應抓住機會開始監管。
關于危機管理的具體變化，有三個方面的經驗教訓：第一，危機暴露出審慎監管的缺陷。衆多金融機構都在規避監管規則，利用巴塞爾協議的空白，将風險轉移到資産負債表外，現在這個空白已經得到了補充，但是新巴塞爾協議還是有缺陷。銀行交易賬簿裡有大量結構性産品，隻反映市場風險，沒反應違約風險，新巴塞爾協議的資本要求可以讓銀行減少監管成本，我們要對新巴塞爾協議進行修改。監管者大都同意提高金融體系所需資本的水平和質量，但是不要在金融危機時這樣做。在出現經濟複蘇之前，标準的最低限度的資本應保持不變。第二，金融動蕩暴露出信用評級中的一些問題。他們低估了風險，推高了金融危機泡沫的積累，導緻了危機的發生。評級公司必須要進行充分的信息披露以及評級方法和假設，此外，結構性産品和傳統債權不一樣，應該采用不同的評級指标。第三，透明度有助于我們提高風險管理能力，維持市場參與者的信心。複雜工具的風險轉移，已經大幅改變了金融結構，到現在還沒有弄清楚衍生品包含的風險有哪些。現在要提高産品以及市場透明度，監管機構要求證券發起者提供有關的資料和數據。
危機的教訓表明監管理念需要改變。第一，監管是系統性的。對于個别金融機構是好事，可能會對整體産生副作用。監管可能是順周期的，會放大金融體系以及實體經濟的上行和下行趨勢，破壞金融體系的運行能力。比如，在現有金融監管體系中，新巴塞爾協議規定的對風險敏感的最低資本要求，是基于違約概率的，而違約概率在經濟下行期會上升。在經濟上行時大量杠杆率上升，公允價值會計準則加劇杠杆率上升，監管必須考慮到個别機構對總體産生的負面效應。如果要進行全面監管，這是非常重要，隻有這樣才能控制系統性風險。任何系統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監管機構之間的有效合作。第二，監管的範圍。20國集團認為有系統重要性的金融機構應該得到審慎監管，這是一種進步。但是我們如何确定一個金融機構是否具有系統重要性呢？政府需要看機構對整個金融市場的影響，但是又不能事無巨細要有重點。比如對對沖基金進行監管，對沖基金杠杆率極高，意味着他們的交易價值遠遠超過他們可以管理或者政府可以監管的價值，這種差距和缺口會對整個金融市場産生影響。他們所涉及的交易對手非常廣泛。某些大規模對沖基金可以定義為具有系統重要性機構。
危機給監管前景帶來了重大變化。首先，将教訓轉化為實質性的金融監管改革，制定全球遵守的國際标準，對離岸金融中心進行監管。其次，未來需要進一步加強跨境國際監管合作。28個對跨國金融機構進行監管的委員會已經成立，可能還會有更多的監管機構成立。再者，關于全球金融監管和金融穩定的變化。中國和其他一些新興市場國家對于國際金融監管至關重要，現在20國集團已經成了進行國際監管的團體，原來的金融穩定論壇已經轉變為金融穩定委員會。
總的來說，Harbrecht認為，金融監管首先注重監管質量；第二，要關注宏觀經濟風險而不隻是微觀風險，要看微觀機構的影響；第三，國際合作不可或缺，這樣才能建立全球監管機構；第四，要有很好的國際監督進行每日信息審查，進行監管；第五，要進行早期預警。
德國聯邦金融監管局高級顧問Jochen Robert Elsen對全球金融改革進行了探讨。首先是如何關注系統性金融風險。很多國家監管的領域過于短視，過于關注銀行監管，忽視了其他機構如對沖基金剛杠杆率過大對市場産生的影響，危機前沒有預計到金融創新帶來的負面影響。這次危機後，不僅要審視這些公司的情況，還要看到這些公司可能會對整個經濟産生的系統性影響；不能隻追求公司微觀的盈利，還要考慮對整個金融體系的風險。同時，要進行早期預警，警告大家是否有系統性風險的爆發。
其次，歐盟決定進行更加嚴格的機構化過程。歐洲在走向金融整合、統一市場方面有着很悠久的曆史和經驗，在這個背景下讨論是否要成立專門的整合歐洲金融風險的監管機構，同時采取政策對對沖基金等其他創新性的金融工具，或者資産支持證券等金融資産進行有效監管。目前在金融整合過程中實現了一定好處，取得了一定成就，這對于打擊貿易保護主義是有幫助的，有助于我們應對當前金融危機。中國和德國有很多方面不同，但有一點相同，就是對出口的依賴程度很大。因此，貿易保護主義對中國和德國這樣出口依賴性國家的影響更大，這在金融融合的過程非常重要。現在更多是地區間、國家間的計劃，這對我們的監管帶來很大難度，要成立一種歐洲層面上相關的機制是一個非常大的計劃，政府和監管機構在長期可以采取泛歐洲計劃。
再者，應對危機的努力應該有共同的法律來約束。歐洲各個國家的監管标準和法律是有差異的，使得歐洲進行統一财政政策方面面臨比美國更大的挑戰，這就需要各國政府一起合作。歐洲政府是否願意這麼做，存在一些法律問題，還有一些民主國家法律條約是有法律效力的。在組建共同體的時候要保證區内區外國際環境有共同的空間。金融危機後德國政府已經采取措施，最主要是禁止賣空，但是這方面很難進行協調一緻，很多參與者對賣空有不同的見解，所以德國并不是普遍禁止賣空，而是對金融機構的賣空行為進行了一些約束。主要是因為雷曼兄弟倒台後很多機構進行賣空來套利，這隻是臨時性的。德國不願意大規模出台經濟計劃的，這是因為各州情況不一樣，比如各州預算能力不一樣。

三、區域金融一體化和金融監管合作
亞洲金融危機之後區域金融合作就成為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亞洲金融危機已經過去十年了，危機背景下凸顯金融監管合作的重要性。德國發展研究院全球經濟與發展金融部部門主任Peter Wolff指出，現在世界經濟和金融體系都受到很大影響，産生了萎縮。在過去一段時間世界信貸市場受到很大影響和沖擊，在金融領域從過熱到了緊縮，全球經濟受到極大影響。在OECD國家中影子銀行的問題很嚴重，影子銀行沒有受到監管，這會對金融體系、銀行體系造成很大影響，也會對公共債務、私有部門債務的質量産生影響。現在主要責任不是找出是誰是罪魁禍首，而是要依賴國際協調與合作才能使我們共同度過危機。
亞洲發展銀行高級經濟學家Lotte Schou-Zibell讨論了亞洲債券市場在區域金融整合與金融合作的重要性。她提出，亞洲債券市場的發展可以降低對于銀行借貸的過度需求過度依賴，分散金融風險，對于公有部門和私有部門的投資提供更多渠道，也為亞洲的居民提供更多的理财渠道。同時，債券市場的健康發展對于宏觀經濟政策的有效傳導非常重要。此外，地區合作可以促進地區和國家的債券市場發展，同時對監管政策進行協調，亞洲國家通過地區合作可以降低對美元的依賴程度和危機的傳染效應。地區合作，比如儲備庫的建立或者地方機制的建立越來越重要，會成為全球金融體制的一種補充機制。
第一，亞洲新興經濟體的金融一體化程度日漸上升。金融一體化有助于促進貨币政策的順利實施，在整個區域平衡傳導貨币政策的效應，貨币政策和平衡的傳播及其影響整個地區的；通過創造更大、更富有流動性和競争性的市場來進行風險分散和風險分擔，促進金融穩定；通過提高金融體系的效率促進經濟增長以及人民的福祉。亞洲和美國市場的相關性在不斷增強，各國容易受到相互的影響，主要國家的問題會外溢到新興市場國家。
第二，亞洲金融市場對銀行體系的依賴程度下降。從1995-2008年金融部門的發展來看，金融體系中資本市場的重要性上升，債券市場在整個金融市場的比重從1995年的21.1％上升到2008年的32.4％，股票市場的比重從20.7％上升到23.2％，而銀行體系的比重從58.2％下降到44.5％。債券市場的發展并不平衡，公司債券在亞洲新興國家中的發展較為微弱，中國和印度兩國的債券餘額隻占GDP的6%。
第三，本币債券市場發展迅速但是仍然不夠發達。債券市場有助于金融穩定：一是降低貨币錯配和期限錯配問題；二是降低對銀行借貸的過度依賴，分散金融風險；三是為長期私人投資和公共投資提供其他融資渠道；四是為亞洲家庭提供其他的财富持有模式；五是減少信息不對稱；六是降低政府嚴重依賴向中央銀行融資的風險；七是影響中央銀行貨币政策的有效性。通過發行債券進行融資，各國政府債券發行量會激增。亞洲債券市場的成功有賴于一個有益的環境，如競争性的市場結構、交易成本較低、分割水平很低、穩健和安全的市場結構、市場參與者異質性較大。新興亞洲本币債券市場面臨一些制約因素，如市場參與者數量很小、外彙管制、稅收體系不同、監管框架不同、清算體系不同、缺乏衍生品、評級方法各異以及沒有統一的法律框架。要發展本币債券市場，有以下前提條件：審慎放松資本管制；形成可靠、具有流動性的基準收益率曲線；提高市場的流動性和效率；加強透明度；發展市場基礎設施；消除歧視性稅收和對外國投資者的利息和資本利得征稅；擴大機構投資者基礎；加強金融監管和調控；可靠和穩定的政府；健全的财政和貨币政策。
第四，地區合作在發展地區債券市場中的作用。地區倡議有助于加強債券市場基礎設施建設，為發展中國家債券市場發展樹立典範，還有利于提高區域一體化和加強區域合作。10+3提出了很多新的創意，如亞洲債券市場倡議、清邁倡議、經濟審查和政策對話。亞洲開發銀行通過提供研究和技術支持、相關的信息和分散機制來支持這些計劃。主要有四個專門的工作小組，第一個工作組提供擔保機制，為地區提供更多的流動性，也為當地金融機構的貸款提供保險，同時還要負責亞洲貨币票據計劃。第二個工作組負責亞洲在線網站，提供東盟國家和其他亞洲國家的經濟指标，解釋10＋3的經濟狀況。第三個工作小組負責統一債券發行方面的标準，第四個負責清算中介服務，幫助各個國家發行本币債券。亞洲債券基金負責在亞洲發行當地貨币計價的債券需要各個機構的合作，清邁倡議可以改變亞洲一體化進程，建立更加有效的區域金融合作架構。我們要有一個獨立的過渡性監管機制來推行債券市場的發展，還要在亞洲地區減少對美元的依賴性，推進區域流動性的整合，這些計劃可能會成為全球新的金融體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中國社會科學院國際金融研究室主任高海紅對亞洲金融合作中中國角色進行了重新思考。第一，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來中國外部金融穩定政策的變化。亞洲金融危機更多的具有資本賬戶危機的性質，有很強的資本傳染性，資金撤離時是大規模外逃的，很多國家對IMF救助很失望，中國感受到參與區域合作的需要，當時中國承諾人民币不貶值，對于東亞地區起到了穩定作用，中國金融政策的外溢效應開始顯現。這場危機使得中國外部金融政策全球轉向區域，以往中國是側重BIS等機制，從那以後中國開始認真考慮亞洲合作的計劃，清邁倡議由此誕生。當時中國擔心亞洲貨币基金影響國際貨币基金在中國的作用，現在态度很明顯的發生了變化。整個國際金融機構沒有辦法應對這樣的危機。中國與全球經濟一體化程度在不斷加深，中國以主權财富基金和國内合格機構投資者的形式開始大量海外投資，中國積累了大量以美元資産為主的外彙儲備，這對中國外部金融政策産生了影響。中國外部金融政策開始具有全球性和區域性的特點，在整個全球金融危機救助行動中中國表現非常積極，如協調采取财政刺激政策、超主權貨币的設想、中央銀行之間的雙邊貨币互換、CMIM“亞太地區恢複經濟與金融穩定的行動計劃”。
第二，中國區域金融政策。中國在不斷加強金融政策，政策的目标是要保證區域穩定，具體包括三個方面：一是區域流動性機制、經濟監控和政策對話平台；二是區域金融市場；三是區域彙率合作。中國參加到什麼程度要放到亞洲來看，首先是區域的經濟監控和政策對話，包括10＋3（流動性支持）、APEC 21、ASEM 25（區域對話、信息分享和經驗分享）、SEANZE 20（銀行監管）和EMEAP 11（中央銀行合作），其中最核心的是10＋3，多邊的10＋3決議取得了很多實質性的進展，起到了火車頭的作用。清邁倡議可以分為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主要是是監控資本流動、區域金融對話和經濟監督以及人員培訓；第二個階段主要是擴大貨币基金規模；第三階段是建立儲備庫，包括儲備庫的自我管理和設立800億美元的共同儲備基金；第四階段是2009年多邊清邁倡議，包括CMIM“恢複亞太地區經濟和金融穩定的行動計劃”，将儲備基金擴大到1200億美元，10＋3提議降低與IMF的挂鈎程度，并建立監督的實體。關鍵的問題是儲備庫的資金怎麼管理，亞洲開發銀行可能會成為管理機構，但是有很大的争議。但是，清邁協議真正要用起來卻需要很多改革，中國非常積極的參與多邊框架和雙邊協議簽署的貨币互換。
其次，區域金融市場包括亞洲貨币基金，“恢複亞太地區經濟和金融穩定的行動計劃”，相關的建議包括亞洲債券市場倡議、亞洲信用擔保設施以及亞洲信用評級委員會，中國參與了亞洲債券基金，中國商業銀行和政策性銀行總計發行150億美元債券，目前區域金融市場合作的障礙包括低收入國家的資本管制政策和法律體系的差異。區域金融市場的發展過度依賴美元，加強區域債券市場發展的基礎設施建設，韓國，日本，泰國，新加坡都有很多想盡設想，但是影響并不是很大，區域金融市場得不到發展，可能還要依賴美國市場。
再者，區域彙率合作。IMF的報告顯示亞洲國家采取了多種彙率安排，但事實上實行美元本位制的彙率政策。亞洲國家為尋求名義錨，出現四種政策建議：一是東亞盯住共同貨币籃子；二是盯住G3籃子彙率；三是亞洲貨币單位（AMU）；四是亞洲貨币單位（ACU）。最大的問題是東亞國家是采用正式還是非正式盯住美元的方式？我們需不需要集體盯住，是集體盯住好還是單獨盯住好？毫無疑問，美元在全球的角色是沒有任何競争對手的，但在亞洲區域不應該那麼悲觀。觀察下中國在亞洲地區的作用，目前中國在亞洲的角色很像美國在全球的角色。隻有貨币發行國有逆差才能為需求國提供流動性，中國對東亞國家存在大量的逆差。中國充當垂直生産網絡的中心，加工貿易占全部貿易的54.6％，區域内貿易的60％和中國有關，資金流動、FDI占了亞洲的大部分比重，中國影響力在不斷上升。所以中國還有多長。
第三，長期視角。東亞貨币政策的終極目标是亞洲國家設立單一貨币，在實現這一終極目标中，中國的選擇非常重要。人民币國際化和區域化是兩個階段的問題，但是，到了統一彙率安排的時候就可能要有所考慮，因為采取不同策略結果會很不相同。單獨浮動，人民币可能會像美元一樣成為國際貨币；聯合浮動，人民币可能會類似于馬克一樣聯合浮動。中國的選擇很重要，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未來的全球金融格局。
bevictor伟德官网李健教授從全球金融結構的變化展望了區域貨币的發展。第一，以單一貨币為主導的國際貨币體系是本次金融危機的主要成因。在國際經濟格局已經改變的狀況下，作為經濟格局内生的貨币格局應該發生變化，但是以美元為主導的格局并沒有進行相應調整。美元在全球經濟中處在一個中心地位，随着國際儲備的不斷增長，美元定價的資産就不斷增加，美國要靠外部資本的不斷流入來支撐這個模式的運轉，其他國家會把資金大量返回美國，降低了美國利率水平，助推了美國的低儲蓄。在放松監管的狀況下 金融衍生品發展失去約束，這樣必然引發金融危機。在這種單極化的條件下，其他國家被動地為美國承擔金融危機。世界金融業曾經以歐美為主，雖然這個格局沒有因為金融危機打破，在這次危機中整個世界的力量對比發生了變化。各個國家在世界體系中的相對力量發生了調整，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歐美發達國家在國際經濟和金融市場中的地位下降，特别是歐洲GDP的下降更為顯著；二是亞洲和其他新興市場國家的力量在上升。東南亞金融危機後亞洲國家債務安全度在不斷提高，風險控制得到改善，外彙儲備占全球外彙儲備的60%以上，在國際貨币體系中的作用也在上升。
第二，金融危機促進了國際貨币體系的重構。金融危機使美元的地位受到了挑戰，使得國際貨币體系貨币格局發生了重要變化。最主要表現在五個方面：1、美元的霸權地位在衰落。次貸危機以來美國經濟增長急速下降，失業增加，股價動蕩，長期來看美元霸權地位的衰落是一個趨勢，過程可能會比較漫長。2、歐元的地位并沒有獲得提升。美元獨霸的格局被歐元挑戰。越來越多國家以歐元作為儲備貨币，份額也有所上升。本來美元危機之後歐元會提高競争力，但是金融危機對歐洲的沖擊超出了過去的想象，特别是東歐，外債累累，需要償還的債務在4千億左右，西歐銀行在東歐有大量貸款，這次歐元要取代美元有很大難度。3、非洲法郎區的政策。盡管非洲法郎區經濟增長不錯，但是基本面比較脆弱。各國通脹率有增無減，特别是沒有形成統一的商品要素市場，雖然成立的比歐元要早，但是進展很困難。4、海灣地區的貨币合作。實行統一貨币是海灣貨币經濟一體化的主要目标。他們有很多困難，但是由于經濟基礎和歐盟類似，加上海灣地區的特有優勢，有可能使海元提前出現。美元彙率大幅波動使盯住美元政策産生分歧，所以重建新的貨币體系成為廣泛共識。5、人民币和日元。亞洲貨币合作不可避免涉及到人民币和日元的關系。從日元來看，日元可能受到人民币和美元的擠壓，削弱了日元的地位。單純依靠日元或人民币都難以獨立擔當重任。從擴大區域貨币互換着手，增加貨币基金規模抵禦外部金融危機，争取使人民币和日元成為亞洲國家的儲備貨币。
第三，地區合作有助于提高金融危機的抵禦能力。金融危機既改變了金融和貨币格局，又加強了地區合作趨勢。區域貨币合作不僅有利于促進經濟和貿易的發展，而且也有利于增強經濟體抵禦沖擊的能力。盡管危機對歐洲有沖擊，但是可以看到，海灣國家一體化進程較快，拉美也在增加，亞洲貨币合作也在加快。強調兩點：1、彙率合作是地區合作的基本問題。區域貨币合作的重點是彙率穩定，應該通過貨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協調，協同幹預市場等手段來實現雙邊或多邊彙率穩定。由于大都認識到美元資産貶值的風險，很多國家都要求國際貨币和外彙儲備的多元化，一些國家已開始實施貨币互換，區域合作組織積極倡導區域貨币合作，以避免美元儲備過高帶來的風險。2、區域貨币需要适度的政府幹預。現在來看極端的經濟自由模式有一些缺陷，大家也逐漸認識到完全依靠市場或政府都很難解決問題。德國學者提出的介于管制和自由之間的第三條道路是一種非常有遠見的理論。從貨币層面看，由于貨币的主權特征，地區合作不能自發實現，需要政府推動，特别是聯合幹預機制，加強合作協商，采取有效措施，以解決國際金融體系帶來的問題。

四、金融和經濟危機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張健華讨論了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的影響、中國政府的應對措施以及當前的金融形勢。第一，金融危機對中國金融體系的影響有限。金融危機對中國金融體系的直接影響有限直接損失比較，原因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是中國金融機構開放度不高，次貸相關産品投資有限，損失很小；二是金融業不良資産率很低，撥備覆蓋率很高，全國商業銀行不良資産率在2%-3%，而且撥備覆蓋率全國超過100%，有的銀行大到180%；三是2008年銀行業利潤創新高，主要原因包括：（1）新稅法調整，所得稅從33%降到25%，大約有8個百分點的收益；（2）2008年上半年實行适度緊縮的貨币政策時資金供應比較緊張，因此銀行溢價能力高，利差空間擴大；四是金融體系流動性充裕；五是前幾年進行的改革為金融體系抵禦此次危機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對四大國有銀行和農村信用社的改革基本完成，中國金融體系的安全性得到提高。
第二，金融危機對實體經濟的影響很大。本輪外需惡化比1998年更顯著。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局限于亞洲，許多發生危機的國家都是中國的出口競争對手，而中國的主要貿易夥伴如美國和歐盟當時仍在IT泡沫帶來的繁榮之中（當年GDP分别增長4.2%和2.9%），部分緩沖了中國的外需下滑；而本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機，直接發生于中國的最主要出口市場美國、歐洲和日本，歐美日經濟目前已進入衰退。出口大幅下降，經濟增速明顯下降，制造業和房地産投資亦持續下滑，失業率提高和居民收入下降抑制消費需求增長。此外，中小企業經營困難，就業壓力加大，個别行業全行業虧損，财政收入增長明顯下降，多項經濟增長指标連續5個月下降。
第三，全球金融危機背景下我國金融業面臨的主要挑戰。動蕩的國際金融市場和嚴峻的國内經濟形勢使風險可能向金融體系傳導，資本市場波動加大，金融機構資産質量存在下降壓力，在保持經濟平穩較快增長的同時維護金融穩定有一定的困難。經濟對金融的第二輪沖擊不容忽視，主要儲備貨币發行國極度寬松的貨币政策對于我國貨币政策操作及儲備資産的安全均構成較大影響，全球金融衍生産品創新過渡以及監管不足所引發的問題，使我國金融創新及監管面臨新的挑戰。（1）銀行業面臨的主要問題。銀行信用風險和市場風險将更為嚴峻，其中貸款集中度風險、集團客戶授信風險、房地産及相關行業風險，以及理财産品和創新工具風險尤為突出。銀行客戶的還款能力和意願也發生了變化，一些地區行政幹預金融情況可能出現回潮，做好在沒有規模控制下的銀行業風險防範工作，對銀行監管能力是很大的考驗。（2）證券業面臨的主要問題。2009年我國資本市場改革發展面臨的挑戰和壓力明顯增加：一是維護市場穩定運行的難度加大；二是市場安全隐患增多；三是市場主體的經營困難增加，上市公司業績增長放緩，證券期貨經營機構的經營壓力逐步顯現；四是市場改革創新任務加重。各方對市場改革創新的要求很高，推進改革創新需要更加審慎。（3）保險業面臨的主要問題。保險業目前存在的問題有：境外投資難度加大，國際分保困難，風險跨境傳遞；一些企業和居民購買保險服務的意願和支付能力下降，在股票低迷、債券市場收益大幅下降的情況下，保險資産提高收益十分困難，保險公司增資面臨困難；個别保險機構存在違法違規經營行為，惡性競争較為普遍，保險公司經營管理薄弱，過多地依靠設機構、鋪攤子，赢利能力不強；目前需要關注四個方面的風險，一是壽險退保風險，二是保險投資風險，三是償付能力不足風險，四是新的利差損風險。 中央銀行及各監管當局已采取相應措施，制定必要的改革方案，以應對前面提到的潛在風險。從本輪危機發生以來的情況看，我國金融機構風險防控能力已經大大提高。
第四，中國政府采取的應對措施。積極的财政政策包括4萬億元的新增投資（2009-2010年）、大規模減稅、完善社保和改革醫療衛生制度；适度寬松的貨币政策包括5次下調存貸款基準利率，四次下調存款準備金率；扶持性的産業政策，如11個行業的振興規劃。适度寬松貨币政策的效應顯現，2009年一季度貨币供應量增幅快速回升，市場流動性充裕，企業存款增速顯著上升，尤其是企業活期存款增速大幅上升，，銀行間市場交易活躍，市場利率趨于下降。金融機構貸款增長明顯加快、存款增加較多，較好地滿足了經濟發展對貨币信貸的需求。一季度人民币貸款增加4.58萬億元，同比多增3.25萬億元。3月份當月人民币各項貸款增加1.89萬億元，同比多增1.61萬億元。自2008年11月以來，新增貸款結構中，中長期貸款增速呈持續加快态勢；票據融資增長迅猛，但三月份增速回落，占比下降。從新增中長期貸款的投向看，絕大部分投向政府提振内需有關的鐵路、公路、機場等基礎設施項目，成為拉動固定資産投資增長的動力。
第五，對當前宏觀經濟形勢的判斷。當前經濟運行出現回暖迹象，社會流動性充裕，适度寬松的貨币政策效應正在顯現；PMI指數連續回升；投資的拉動作用明顯；進出口跌勢有所減緩，環比上升明顯；工業生産保持增長；名義消費增長回落，但扣除物價因素後的實際消費增長穩定。通過實施積極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寬松的貨币政策，我國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各項政策措施已取得初步成效，經濟呈現出回暖複蘇的積極迹象。但是，鑒于國際金融危機導緻的全球經濟衰退不會在短期内結束，以及我國經濟發展中長期存在的結構不平衡問題未得到根本解決，還很難就此判斷我國經濟已經觸底回升，還需密切關注諸多經濟變量的未來走勢。中國經濟結構中還存在一些問題，現在隻能叫觸底回升，是否還能回升還要觀察，可能還要在底部徘徊。從目前的形勢看，重點需要關注出口下滑趨勢是否得到有效遏制、擴大的内需能否彌補出口回落産生的缺口。内需擴大的關鍵有三個方面：一是政府投資的可持續性；二是民間投資是否得到激發；三是居民消費能否加快增長。
bevictor伟德官网院長張禮卿展望了全球金融危機背景下中國經濟增長态勢，并對相關政策進行評價。這次危機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從2007年三季度到現在已經持續兩年多時間。此間，中國GDP呈下降趨勢，2009年一季度達到了曆史低位，增長率隻有6.1％，固定資産投資、零售、出口貿易、進口、貿易順差都大幅下降，CPI、PPI最近也陷入負增長。4萬億的刺激計劃已經開始實施，總體講效果是很積極的。此外，減稅、促進房地産發展、鼓勵金融和信用擔保發展以及各項行業振興措施等等的效果已經部分顯露。
未來中國經濟會如何發展？張禮卿教授認為，盡管國際組織對中國經濟前景非常謹慎，認為2009年全年中國經濟預計隻有6.5%增長率，但他本人則持有更為樂觀的看法。他認為，第一、二季度總體經濟會比較困難，但第三季度就會出現較大的回升，全年增長率很有可能在7.5％以上。原因如下。首先，存貨調整在2009年上半年會結束，銀行新增貸款急劇增加，雖然出口部門形勢會非常糟糕，但出口對中國GDP的影響非常有限，去年淨出口隻占GDP的7%，增加投資完全可以抵消出口下降對GDP的沖擊。由于在擴大就業方面，增加投資可能不能充分抵消出口下降所造成的影響，因而近期最大的問題将是失業擴大。其次，中國的公共債務僅占GDP的20%，2008年财政赤字也隻有GDP的0.3%，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這些都為進一步實施擴張性财政政策創造了很好的條件。經過多年的努力，目前中國銀行業不良貸款率也比較低，這也為企業信貸的擴張創造了有利的環境。但是，我們也要看到潛在風險。一是大規模的經濟刺激計劃有可能加劇中國過度依賴投資的增長模式，推遲必要的結構性改革；二是内外需結構性調整的進程被迫放慢，如2007年年初出台的一些限制“三高一資”産品出口的政策措施、人民币彙率改革等都由于金融危機而擱淺或推延；三是如何确保投資項目的效率，防止不良貸款的過快反彈，也将是未來一個時期所面臨的挑戰。
世界銀行區域負責人David Dollar提出，為實現可持續的高速增長，中國有必要采取改革措施調整經濟結構。首先，中國家庭儲蓄率很高，主要是醫療、教育方面的強制性儲蓄所緻，政府應該改善社會服務以及安全服務，在财政政策上映更加傾向公共服務部門，促使儲蓄轉變為消費。其次，拓展儲蓄轉化為投資的渠道。由于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很小，中國家庭儲蓄率轉化投資對經濟增長影響不是很大。中國居民不投資是因為沒有好的渠道，中國銀行為企業所提供貸款利率很低，企業利潤越來越高。利率自由化對中國是有好處的，要在審慎監管情況下讓企業去發債，以擴大儲蓄轉化為投資的渠道。最後，要注重服務業的發展。很多國家的消費集中在服務而非工業，中國經濟增長要很大程度上要依賴服務的發展。中國服務業競争不夠充分，未來幾年中服務業是一個重要增長點，通過放松管制，讓私營投資者進入，增加投資機會。從曆史來看，每當中國經濟有所發展的時候都會有刺激政策，這次金融危機我們需要在服務業、社會保險，公共服務領域進行改革，提高中國人民的福利。

五、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的政策和建議
G20峰會表示将進一步加強金融監管，以重建信任和改革國際金融體制，以克服并防止未來的金融危機。我們需要關注五個重大問題：一是國際金融機構的融資；二是加強金融穩定論壇的職能；三是加強對信用評級機構的監督；四是設立管理機構監督對沖基金；五是國際貨币基金組織的改革。國家外彙管理局副局長魏本華重點讨論了國際貨币基金組織的改革。基金組織的最高機構是理事會，執行由執行層和職員來進行。執董會對理事會的決策進行執行，有一個國際金融委員會的平行組織，為執董會提供指導意見，但沒有職權下達命令。國際金融委員會由24位執董組成，其中5名由美、日、德、法、英五個國家來任命，而另外19名執董是在選區内選取産生的，任期兩年。執行董事會可以進行決策，一些日常執行性的決策也掌握在這個委員會手裡的，執董會和普通職員之間還是有一定距離的。
IMF這種機制的缺陷包括兩個方面：首先，這些執行董事隻對本國利益進行操作，美國是基金組織最大出資國，所以他們扮演了重要角色；其次，執董任期太短，隻有兩年，決策缺乏一貫性。從執董會的組成結構來看，投票權是由國家在基金組織的出資比例決定的。美國出資比例是17%.09，日本6.13%，德國5.99%，法國4.94%，英國4.94%，意大利3.25%，加拿大2.93%，七國集團的成員國出資比例占到了45.27%，如果再加上其他的OECD國家，投票權就占到了60%以上，而主要發展中和新興市場國家的出資比例加起來投票權也不超過25%，這就産生了一個問題。IMF的重大決策都需要85%的投票才能通過，美國由于比例超過15%，實際上擁有一票否決權。因此，這一機制需要重新設計，并且讓決策過程更加公開透明。
對IMF改革的相關建議，各方已經達成協議，要增加發展中國家在IMF的發言權和代表權。關于IMF改革的相關問題，魏本華提出五點建議：第一，提高發展中國家在國際金融機構的發言權和代表性，特别是要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中反映發展中國家不斷提高的實力，如果不改變這種決策結構我們很難再推動其他改革議程。第二，布雷頓森林體系的選舉應該透明，候選人可以是任何一個成員國，隻要是IMF或者世行的成員國就有可能被提名，否則大家對布雷頓森林體系喪失信心。第三，管理層改革。現在IMF有三個副執董，美國人總是要出任第一副總裁的，另外兩個，一個來自日本，隻有一個來自發展中國家。IMF成員國很多，如果能夠給發展中國家增加一個席位，将有助于擴大發展中國家的發言權。第四，美國有一票否決權，要改變這個結果，需要降低現在的決策投票份額，比如從85%降到75%，這樣單一國家就不會有一票否決權了。第五，IMF發行特别提款權計價的債券。讓特别提款權成為一個更加活躍的貨币，如允許IMF發行以SDR計價的債權，中國或其他發展中國家可以購買SDR計價的IMF債權，這相當于向這些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了。我們要推動着一攬子計劃，才能成功改變布雷頓森林體系。
國際貨币基金組織駐華代表Tarhan Feyzioglu讨論了IMF在改革國際金融體系中的作用。國際金融架構應該是一種制度性的市場性的框架，包括由個别私人機構廣泛使用的進行活動。現有國際金融架構的失敗之處有四個方面：一是對系統性風險的監督并非完全奏效；二是缺乏應對系統性風險的國際協調；三是跨境金融監管不力；四是對流動性支持或外部調整的融資安排不充分。為提高IMF在新的國際金融體系中的作用，IMF需要加強多邊和雙邊監督，增加代表性和份額，為财長和央行行長提供更為明确的交流平台，支持跨境金融監管，保持足夠的資源以随時滿足成員國的各種需要。
第一，對系統性風險的監督。IMF擁有全球監督職責，包括雙邊監督和多邊監督。從雙邊監督來看，每年都會去成員國進行監督檢查，觀察經濟運行狀況，對經濟政策進行調查，同時提供建議，以保持長期可持續發展。從多邊監督來看，IMF把成員國聚在一起，分析各國經濟的相互依存關系。在危機之前IMF的報告已經對房地産泡沫和美國銀行業運營模式提出了警告，但是沒有把這些問題整合起來創造這樣一個情景，告訴大家系統性風險的存在，這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失敗點。IMF和新成立的金融委員會應該攜手合作，要“更有效和更均衡的監督”。一是IMF和新成立的金融穩定委員會合作，就“宏觀經濟和金融風險提供預警，并提出需要采取的行動”，努力制定一套有效的早期預警系統，不僅為發展中國家也為發達國家提供早期預警。二是關注各種的系統性風險，特别是由一系列因素導緻的尾部風險。原來可能更多關注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現在要更關注發達國家。三是使IMF的金融分析更好地和其宏觀經濟分析相結合，将金融領域和實體經濟緊密聯系起來。
第二，應對系統性風險的國際協調。在全球化背景下，發達國家的政策會對其他國家産生很大影響，缺乏足夠的國際合作會産生很大問題。2008年危機加劇，但最初國與國之間政策協調明顯缺乏。一是各國政府急于保護本國銀行體系，對受到較少保護的其他機構造成壓力（例如，存款擠提風險）；二是發達國家對本國銀行的支持給新興市場國家的銀行造成壓力；三是就國際性銀行而言，各國之間的責任分擔不明确。當前的合作機制存在缺陷，高級政策制定者之間關系疏遠，代表性和話語權不均衡。解決方案在于，全球要有一個平台進行政策協調，IMF應承擔起促進全球金融穩定的職責，這就要求IMF的成員國具有較強的普遍性，IMF的工作人員應具有較強的獨立性。IMF需要提高其公信力以及調整份額分配，使執董會以及國際貨币與金融委員會（IMFC) 更具代表性，給予IMFC财長和央行行長更高的展示平台，改進責任制度，依據個人的才能透明地選舉管理層。
在份額和話語權方面，基金組織必須推行的是重新調整份額比例和結構。當一個國家成為成員國時就要提供捐資，IMF的基金來自成員國，但是現在出資結構中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性沒有得到充分體現。2006年基金組織意識到了這個問題，為代表性最差的國家進行了臨時的增值，包括對份額被嚴重低估的國家（中國，韓國，墨西哥，土耳其）進行首次特别增資；同時還要提高成員國基本投票權，以确保低收入國家享有發言權。
根據新的評估成員國份額充足性的公式進行第二輪特别增資後的份額分布
百分點變化 第二輪增資後的份額
中國 1.02 4.00
韓國 0.65 1.41
印度 0.50 2.44
英國 -0.52 4.51
法國 -0.52 4.51

第三，跨境金融監管合作的缺乏。一是對跨國銀行的監管顯得較弱；二是在母國和東道國監管者面臨可能不同的壓力的情況下，各自應采取适當的措施來保護本國資産的收益；三是流動資金和資本可能被召回，對當地銀行系統産生不良影響；四是沒有一緻的銀行解決方案或責任共擔機制（如冰島銀行的分支機構，雷曼在德國的資産）。跨境監管合作缺乏的解決方案在于：一是增強風險監控和幹預的一緻性；二是創造一個和諧的監管機制。進行跨境資本的協調和幹預很困難，而且需要很長時間才可以建立政策協調框架。
第四，提供流動性支持或外部調整方面的資金支持。當資金流動停止的時候，我們缺乏足夠的流動性支持，對有需求的國家的外部需求和融資進行調整，所以融資安排不充分。提供流動性支持和外部調整資金支持是IMF重要職責。當發展中國家流動性出現很大缺口時，他們想從IMF借資，但是IMF的借款有一些缺點。首先，在滿足不同國家融資和保險需求方面存在一定的差距。其次，缺少持續的美元流動性支持（強調銀行間市場）。再者，新興市場化國家缺乏大型的保險機制（一些國家試圖通過積累大量儲備來進行自我保護）。最後，IMF的貸款能力無法滿足潛在需求。解決方案有兩個方面：一是融資方面，IMF成立新的借款安排，創建了一種靈活信貸額度的信貸安排，向那些具有很強的政策支撐、經濟表現良好、信用記錄良好的國家提供新的流動性支持。如果用這種方法借款，可以得到更多的流動性，在接受IMF援助時，沒有嚴格的限制，沒有任何支付方面的條件，任何時候都能夠使用這一信貸額度或将其作為一個預防措施。而對那些不符合靈活信貸額度條件的國家給予足夠的預防性借款。二是改善貸款條件。幾年前IMF貸款的條件有幾千條，但現在已經縮減到3-4條。增強IMF的貸款能力和可貸資源的可能途徑，如雙邊貸款協議、發行債券（由政府購買）、拓展借款總協議/新借款協議、提高份額、分配特别提款權。G20會議同意将IMF的資金提高至目前水平的三倍，即7500億美元，新增2500億美元特别提款權在成員國間分配。
德意志聯邦共和國駐華使館金融參贊Michael Wieneke先生讨論了加強國際金融機構和金融監管改革的問題。第一，國際貨币基金組織的改革。德國贊成IMF增資2500億美元，并随時準備出資150億歐元，這樣的出資包括在新貸款協議裡。IMF資金的增加如果要超過倫敦峰會提出的規模就必須取決于危機的發展程度，大家不應該采取選美似的争奇鬥豔。隻有當其他資源用完時才能使用雙邊貸款。發展中國家需要國際金融機構的支持，但要符合“削減貧困與促進增長”計劃的要求。接受減債的國家不應在未來增加不可持續的債務。使用IMF黃金銷售收入來支持發展中國家的做法必須符合IMF框架。對于IMF治理結構的讨論，必須确保IMF是全體成員國的有效的、合法的組織機構，讨論應該考慮到所有相關信息。
第二，要完成加強全球金融機構的圖景，必須要快速執行倫敦峰會提出的一些舉措，在未來三年實現對多邊開發機構增資1000億美元的承諾，同時采取最大靈活度來實現最大程度的逆周期影響，嚴格執行世界銀行改革的框架。
第三，全球金融監管改革。需要出台關于有效監管對沖基金的法律來确保決定的執行。歐盟委員會準備出台對重基金監管框架的建議書，也歡迎其他國家的框架。我們鼓勵20國集團通過對于信用評級機構的注冊和有效監管的立法，而且立法要符合20國集團峰會的決定。關于審慎監管，歐盟正在修改資《資本要求指令》(Capital Requirement Directive,簡稱CRD)，這個指令将會考慮峰會關于審慎監管的決定。要想恢複市場信心，要确保快速執行金融穩定論壇關于金融機構高管薪酬體系的建議。金融市場仍然飽受壓力，仍然面臨下性風險，要讓市場恢複正常，我們要改變金融産品估值，特别是要改善受壓力的、非流動性資産。不同的模型提出了受損資産的問題，我們希望更多了解這方面的模型，同時還要保證會計準則的統一。
第四，G20、IMF和金融監管改革的聯系。IMF和金融穩定委員會已經完成預警練習（Early Warning Exercise, EWE），加強雙方合作，特别是預警練習的合作。IMF和金融穩定委員會能在下次預警練習時盡快出台如何加強合作規模的相關報告，雙方也應該出台關于預警練習結果的相關報告。這種報告的發表有一些保密性，但我們希望能批露出一部分，以增加透明度。金融改革的決定要在峰會中所規定的時間内盡快完成。





六、公開讨論部分

聽衆：您剛才提到在20國倫敦峰會中的建議，把2500億資金提高到7500億，您認為美國有多大可能會放棄一票否決權？中國在說服美國放棄的過程中可以起到多大作用？
魏本華：美國肯定是不願意放棄一票否決權的，我們可能長期實現這種否決權的取消，短期是不太可能的，國際社會也在努力實現這一目标，不僅中國，七國集團的其他國家也會努力的。我們可以通過20國峰會的平台和其他發展中國家、新興市場國家給美國施壓，成立一個新的體系，任何一個國家都不會有一票否決權。

聽衆：基金組織提供的宏觀經濟的建議并不是很有效，因為基金組織的觀點和表達方式讓人覺得一個問題隻有一種方案，您如何提供更好的建議？基金組織的監管特别是對大規模成員的監管方向是什麼？基金組織對中國有什麼建議？
Tarhan Feyzioglu：我們認識到解決一個問題的時候有很多不同答案存在。我們提供建議之前會做大量準備工作的，會派專門隊伍到一個國家進行研究和讨論，在提出建議後還會有人跟蹤政策執行的最新進展情況。我們提供的隻是自己的看法，并不是強制性的。在對每個國家進行建議的時候要考慮全球發展情況。由于IMF的成員遍布全球，我們的視角是全球的。
魏本華：IMF會對職員報告中的所有條款進行讨論，希望能平衡不同觀點。當成員國政府拿到職員報告的時候，其中會有執董會的意見和建議，這個國家可以自己做出決策，選擇有利于自己的觀點。一般情況執董會會同意成員的觀點，70%-80%是這樣的。當然國家内部會有一些不同觀點，所以政府一方面可以采取職員報告的建議，另一方面也可以采取執董會的建議。決策的過程還沒有完全完成，這是動态的。

聽衆：IMF在推行自己工作時遇到了一些困難，比如美國金融危機在蔓延，這種情況下IMF發表了很多意見，但對美國方面尤其是貨币政策的影響非常有限。有人說聯合國在金融危機或者全球金融穩定中起到了更大作用，您能否評價一下聯合國在穩定世界金融方面的作用？
Tarhan Feyzioglu：IMF的确有這樣的職責，有些是相互矛盾的，我們進行監管也提供自己的意見，但某種程度上在提供信息時還要為一個國家保密。關于聯合國，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三者的關系，IMF是監管全球經濟維持世界經濟穩定，世界銀行的職責是保證全球經濟可持續的增長。這些國際機構都有自己不同的職責，都是聯合國框架下的機構，有不同的分工和職責，聯合國為維護世界穩定起到了作用。聯合國新近成立的由斯蒂格利茲教授領導的委員會，發揮了重要作用。
魏本華：聯合國成員衆多，有192個，IMF有185個成員國，聯合國比IMF多七個，代表性更強，聯合國還有一個秘書處，有各個國家代表，聯合國更專注于世界貨币問題而世界銀行主要關注發展問題，WTO關注貿易問題，這是國際之間分工。我認為布雷頓森林機構應該由理事會決定的而不受控于聯合國。有人說聯合國進程太慢了，因為需要搜集每一個成員國的意見，希望IMF以後能效率更高。關于聯合國和世界貨币基金組織改革，外界也有很多壓力。希望聯合國能起到更大作用來影響布雷頓森林機構的改革。

聽衆：為什麼成員國不願意向IMF借錢呢？為什麼IMF要向美國借款呢？為什麼不向中國借錢呢？我們讨論投票權問題的具體原則和目标是什麼？
Tarhan Feyzioglu：首先，為什麼成員國不願意向IMF借錢。借錢對于一些國家來說是很重要的問題，但不是所有國家。一些國家借款是有好處的，曆史上借款對一些國家的發展做出了很大貢獻。有些國家認為基金組織在提供貸款時也有不合理、不必要的政策，特别是這些政策可能對人民福利産生影響。有一些措施是在IMF的計劃之下推行的，IMF貸款項目的條件對一些國家來說很難實行。政府一般都會把基金組織看成最後的救命稻草。IMF不想把錢放到黑洞裡面去，所以貸款時通常會附加一些條件，對任何國家都是這樣。有些國家願意接受這些條件，有些國家不願意。IMF的做法主要有兩方面：一是減少調價，而不是摒棄條件，因為有的國家的财政狀況不能持續，所以IMF堅持要附加條件。IMF創造了靈活貸款額度，有一些成員國提出，貸款如果不附帶條件我們會接受，IMF可以接受，但是必須展示之前的信用非常好，而且現在的金融壓力是暫時性的，這樣IMF就願意提供貸款支持。靈活貸款額度不是給所有國家的，比如中國的很多鄰國需要強有力的政策調整才能符合條件，他們就不能申請。
其次，為什麼IMF要向美國借款呢？作為一個基金組織，IMF有時并沒有充足的資金。IMF有一個GAB安排，讓IMF能夠向11個國家借款，選擇标準是這些國家的狀況良好，貸款後他們自己不會受到影響。現在擴大到26個國家左右，IMF能夠向這26個國家借入500億美元的額度，沒必要隻向美國借款，可以向GAB國家借款。發展中國家的資本流入正在搖擺不定，通過增加IMF的資金來源向發展中國家貸款，貸款的利息以市場利率（幾個國家的加權平均利率）為基準，。但是現在有一個問題，是否要過于關注投票權的問題，是否會産生動蕩。兩年前，我們考慮是否關閉IMF，成員國認為，如果沒有IMF，我們要重新設立一個關于經濟對話的包容性組織，對全球經濟進行監督以防止危機，但是很不幸危機還是發生了。

聽衆：附加條件忽視了新興市場國家的結構性問題，很多國家的金融危機是由結構性問題帶來的，如金融市場不發達、勞動力市場問題等。這些問題都不是短期的宏觀經濟問題。IMF附加條件主要是解決财政方面的調整。對于這些出現金融危機的國家，很難應對這樣的情況，如果還要對他們的财政加以約束的話。所以很多發展中國家不願意申請IMF貸款和流動性支持。過去幾年IMF已經減少了結構性調整的要求，但為什麼會減少呢?我不知道背後原因，80-90年代，人們越來越擔心結構性問題。清邁倡議也有一個類似的附加條件，結果沒有人去申請清邁協議下的貸款了，比如韓國，他們确實需要支持，但是他們沒有選IMF，也沒有選擇清邁，最後他們選擇與中國簽訂雙邊互換協議，背後原因是什麼？附加條件存在一些缺陷，有可能過度關注短期問題而沒有關注長期問題，過度相信市場原則而忽視了市場缺陷。
Tarhan Feyzioglu：為什麼要減少附加條件？這裡的附加條件是指國别政府應該執行的有約束力的步驟，走完這幾個步驟才能申請貸款，還有各國應該做點什麼，事實上我們對各國應該做的有一個報告。在報告中，我們反複強調貸款、财政政策對于改善社會保障體系的重要性。很多人認為我們不關心人民，這是不對的。我們鼓勵很多國家大規模改善社會保障體系，增加人民福祉，這并不意味着鼓勵他們采取更多财政赤字。清邁倡議下韓國為什麼沒有通過IMF或者清邁協議來借款呢？我認為這是一些表征，可以看出基金組織給别人不良印象，希望在未來這些國家出現融資問題會向基金組織借款。

聽衆：中國從未向IMF借過錢，那中國在IMF有什麼利益？中國為什麼要改變發展模式？
張禮卿：中國為什麼從未向IMF申請過流動性支持，有兩個原因。首先，雖然說中國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經曆了一個艱難時刻，但情況可控，那時外彙儲備雖然不多，但是銀行體系還是穩健的。中國銀行外彙儲備是充足的，足夠應對當時的困境。其次，中國有一個傳統觀念，不希望從任何一方借錢，不隻針對IMF，即使是商業市場也是如此。
中國在IMF的利益。首先，中國是一個經濟大國，與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有着緊密的經濟聯系，在整個世界貿易和國際收支平衡調整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中國需要在各種國際合作和對話機制中發揮作用，有話語權。因為任何一個大的國際經濟事件，即使發生在其他國家，也都會對中國産生影響。舉個例子，如果新興市場國家發生金融危機，中國肯定受到影響。而如何通過IMF這樣的國際組織來處理這些國家的危機，肯定會影響其擺脫危機的進度，從而會進一步影響到中國。其次，中國希望有更大的話語權，還因為近年來中國積累了大量的外彙儲備，我們非常關注外彙儲備的安全問題，世界其他地區的任何動向都會對中國外彙儲備的安全産生影響。
張禮卿：中國為什麼要改變發展模型？幾年之前德意志銀行三位學者認為，複興的布雷頓森林體系是可以持續，IIE的經濟學家反對這種觀點，認為這種增長方式不可持續，因為美國經常賬戶一直有赤字，那時美國貿易赤字已達到GDP的7%。如果美元崩潰的話就會出現經濟危機。當時沒有人擔心次級債問題，而主要擔心美元崩潰。可以認為，次債危機的爆發拯救了美元。有一點是非常肯定的，如果發生了美元危機而不是次債危機，那對中國的沖擊可能會更大。從中國的角度來看，這種模式已經給我們帶來了很多好處。最重要的是它解決了就業問題，創造了很多機會，但也帶來了很多問題，如自然資源使用過度、環境破壞、氣候變化、全球變暖等等。中國已經成為了世界工廠，中國領導人試圖尋找新的途徑來維持經濟增長。對此，也還有很多的争議。讨論的焦點是中國應該立即改變增長模式還是過十年再來改變。我個人支持馬上行動、立即着手改變的做法，因為改變增長模式不可能一兩年完成，需要很長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