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全球經濟在超預期反彈後開始有放緩迹象,經濟複蘇的可持續性面臨威脅。危機期間推出的大規模财政和貨币刺激政策,增加了各國政府的債務負擔,美日主權債務風險上升,歐洲主權債務危機陰霾不散,中國地方融資平台急劇膨脹,新興市場國家出現資本急劇流入和經濟過熱,刺激政策退出步伐分化等等問題,都已成為高懸在世界經濟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為推動世界經濟的可持續複蘇,必須加快經濟結構的調整和金融改革,但各國實施的政策措施大都停留在短期經濟增長層面,結構調整的國内政策選擇和國際制度構建仍然步履維艱。
為加強中外學者之間的溝通與交流,共同探索對策措施,bevictor伟德官网在《中國與世界經濟》編輯部、bevictor伟德官网國際金融研究中心、日本慶應大學環球卓越研究中心的協助和支持下,于2010年12月13-14日舉辦第四屆“亞太經濟與金融論壇”。本屆論壇的主題是“經濟複蘇、結構調整與制度變革”。具體議題包括“全球經濟複蘇和政策協調”、“金融市場結構調整和監管新趨勢”和“國際貨币體系的變革”。來自美國、日本、韓國、泰國、印度尼西亞、中國香港、世界銀行以及國内高校、科研機構、金融機構的學者、新聞媒體共200餘人,圍繞上述主題進行廣泛而深入的讨論。
一、全球經濟複蘇的可持續性
世界銀行駐京代表處高級經濟學家Louis Kuijs先生考察了全球經濟的複蘇狀況,他認為世界各國已走上經濟複蘇的道路,但不同類型的經濟體存在很大的差異,高收入國家會有一定的增長但不會太快,發展中國家會有非常快速的經濟增長,新興市場經濟體會非常強勁。在亞洲内部不用經濟體的經濟增長速度也不同,中國、印度、印度尼西亞在經濟增長方面表現非常好,比較小的經濟體更多的依賴外貿促進國内的經濟增長,如泰國、韓國、台灣地區。
泰國國立法政大學Bhanupong Nidhiprabha教授探讨了泰國經濟複蘇中出口恢複的有關問題,他認為泰國經濟的複蘇不是财政刺激計劃的結果而是出口複蘇的結果,而出口的恢複取決與中國和印度的增長。他指出,泰國股市的泡沫是在房地産價格泡沫出現之前出現的,股市是先行指标,如果股市上沒有泡沫,房地産也是沒有泡沫的。因此,泰國央行開始提高利率,但是泰國現在的主要利率是2%,實際上2%是名義利率,實際利率為負,利率還有進一步提升的空間。
華盛頓大學經濟學系王家骁教授對比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這次金融危機的主要波及地區,前一次波及的主要地區在亞洲,後一次波及的主要地區在亞洲以外,但在兩次危機中中國均保持了快速的經濟增長。他指出,依賴增加投資和政府支出的經濟增長不是特别有效,增加國内需求對經濟增長将會更加有效。王家骁教授認為亞洲經濟體之間的依賴程度越來越高,主要是通過内部貿易量的增加和資本流動增加造成的,其中中國與亞洲其他經濟體的經濟融合非常成功。他還認為中國需要繼續刺激國内需求,實行貿易自由化,并盡最大努力恢複多哈回合談判。
北京師範大學中國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鐘偉教授指出,次貸危機給全球帶來的最深刻變化就是全球經濟增長的重心在轉移,新興國家在全球經濟增長中的重要性在上升。由于存在債務危機和人口老齡化問題,世界經濟複蘇面臨巨大的挑戰。中國是幸運兒,在不到十年的時間使整體處于破産邊緣的證券行業和銀行業得到了根本性的改觀,而且中國對外資外貿的依賴程度被外界和中國人自己嚴重的高估了。同時,他認為中國的短期增長是沒有問題的,但在長期增長方面面臨一些問題,中國不得不在未來十年大幅度的完成社會、政治和經濟轉型。從短期來看,2010年的增長大約在10%,CPI大約3.3%,2011年增長至少在9.3-9.5%, CPI大約在4%左右或者略低于4%。在未來中長期時間,中國有能力使得經常賬戶盈餘大概不超過GDP的3%,甚至更低。
bevictor伟德官网院長張禮卿教授提出,從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得益于各國的經濟刺激和金融救助方案,全球金融危機的陰影正在逐漸消退,但是經濟複蘇的前景依然面臨不确定性。2010年第2季度以來,全球經濟增長速度已經顯著放緩,經濟發生二次探底的可能性并沒有完全消除,歐美國家的失業率仍然高不下。同時,一些國家仍然處于主權債務危機的困境之中,全球經濟失衡有可能重新加劇。
二、美國二次量化寬松政策的經濟後果與中國的政策選擇
bevictor伟德官网院長張禮卿教授分析了美國第二輪量化寬松貨币政策(QE2)可能産生的後果,一種是如果因量化寬松貨币政策增加的貨币主要在美國國内消化,那麼有可能會複制2002-2007年的資産泡沫,形成一場新的金融危機。當前美國的宏觀經濟形勢與2002年非常相似(當時通脹壓力小,甚至有通貨緊縮壓力)。由于居民的“去杠杆化”仍在繼續,産能過剩使企業的投資意向非常弱,銀行體系堆積了超過1萬億美元的超額準備金,這些資金暫時沒有進入資産市場。而一旦QE2産生預期的效果,即通過壓低長期利率而催生資産泡沫,那麼銀行體系的流動性也将很快去追逐各種資産,從而勢必加劇泡沫和通貨膨脹。
另一種可能性是,QE2引起貨币增加部分沒有在美國國内被消化。由于國債收益率或長期利率下降,美國的投資者大量增加對海外的投資,特别是投向新興市場經濟體。其結果是催生這些地區的通脹和資産泡沫。這個問題在過去幾個月裡實際上已經出現,預計将還将繼續發展。值得指出的是,這個情況與上個世紀90年代初發生在新興市場國家的情況非常類似,如果新興市場國家不能有效地做出正确應對,幾年後這些國家将迎來一場與1994年、1997年類似的貨币危機。
無論哪種可能性發生,美元都會呈現長期的貶值趨勢。如果可能性1發生,那麼通脹和資産泡沫的發生将導緻美國經常項目逆差擴大。相應地,全球經濟失衡将重新加劇,美元将貶值。如果可能性2發生,由于資本外流,美元的貶值也難以避免。QE2實際上也給美元的未來蒙上了巨大的陰影。為了擴大就業,沒有節制的寬松貨币政策很可能使美元在國際儲備體系中的地位受到一定的影響。
美聯儲濫用貨币政策,對中國影響幾何?張禮卿教授認為有四個方面:第一,資本流入将會增加,其中不乏熱錢;第二,如果美元對其他貨币(如日元、英鎊、歐元等)貶值,在人民币彙率制度沒有重大調整的情況下,中國的出口将顯著擴大,失衡和儲備積累進一步上升,由此通脹壓力将會加劇。第三,貨币政策出現兩難選擇,升息将引起資本流入增加,不升通脹将發展。第四,如果美元出現大幅度貶值,中國的外彙儲備将面臨巨大損失。面對這種不利影響,中國應該采用三個方面的政策措施:第一,應該采取穩健的貨币政策、人民币适度升值、資本流入管制和寬松的财政政策的宏觀經濟政策組合。第二,深化要素市場改革和金融市場改革,加快服務業的對外開放,促進經濟結構調整,糾正外部失衡。第三,利用G20峰會等國際經濟政策對話機制,積極推動國際經濟政策協調和國際貨币體系改革,參與并推動亞洲貨币金融合作,逐步減少對美元的依賴。
三、金融市場結構調整和監管新趨勢
全國人大财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原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bevictor伟德官网兼職教授吳曉靈女士就如何利用市場機制促進産業結構調整做了精彩的主旨演講。她認為,經濟結構調整包括三個層面:第一個層次是國民收入分配結構的調整,第二個層次是一、二、三産業的結構,第三個層次是産業的結構、産業内部各個企業之間、各行業之間關系的調整。吳曉靈主要探讨了産業内部的結構調整,認為産業結構調整是市場信号和政府政策引導下的優勝劣汰的過程,企業财務約束是結構調整的動力。要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應該通過調動市場的力量來實現。政府應緻力于消除價格的扭曲,加快修訂環保和産業技術标準,并以此為基礎制定财稅政策。在中國當前的産能過剩的時候,并購是結構調整的有效手段,應該在現有的基礎對企業進行有效的并購、資源進行有效的配置。在中國目前的并購市場,資産重組、整體上市為目的的關聯交易多于産業整合、财務投資為目的的市場化并購,多元并購主體逐漸形成,但國企仍占很大比重。為完善并購市場,提高并購效益,應從兩方面着手:一是完善國企經營機制,建立升降闆制度,減少并購中的價格操縱;二是發展多種融資手段,促進并購發展,包括貸款、債券和股權基金。
在談到價格體系的改革時,吳曉靈女士指出30年前的價格改革主要是消費資料價格的改革,30年之後主要是要素價格的改革,包括勞動力、技術、能源、原材料,也包括資金,即利率市場化。在利率市場化問題上,隻有很少地方沒有市場化,主要是中央銀行通過規定客戶利率控制了商業銀行的存貸利差。中國中央銀行控制存貸款利差主要是因為中國銀行還沒有真正的形成市場的主體,保持商業銀行利差有助于消化國有商業銀行改革過程當中産生的巨額的财政包袱,這是轉軌過程當中不得已的做法。
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于2009年12月發布了《增強銀行業抗風險能力》和《流動性風險計量、标準與監測的國際框架》的征求意見稿,這兩個文件被業界稱為“巴塞爾III”。巴塞爾III的主要内容包括:第一,提高資本質量,建立資本緩沖,引入杠杆率。銀行業的普通股資本充足率、一級資本充足率、總資本充足率的最低要求将分别由目前的2%、4%、8%調整為4.5%、6%、8%。在信貸過快增長的時期,銀行需要建立占風險加權資産0-2.5%的逆周期資本緩沖,逆周期資本緩沖中的資本應由普通股或其他具有充分吸收損失能力的資本構成。第二,建立兩大國際統一的流動性風險監管指标,其中流動性覆蓋比率(壓力情境下高質量流動性資産與超過30天的時間期限内淨流出現金的比率,Liquidity coverage ratio, LCR)應大于等于100%,淨穩定資金比率(壓力情境下一年内可用的穩定資金與需要的穩定資金的比率,Net stable funding ratio, NSFR)應大于100%。
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副巡視員李德先生讨論了巴塞爾III對中國的影響,他認為中國銀行業補充資本的壓力不大。第一,巴塞爾III的改革重點是提高普通股比率(普通股比例最低要求從2%提升至4.5%,加上資本防護緩沖為7%)。中國銀行業資産擴張速度雖然較快,但因為建立了較為穩定的資本補充機制,主要商業銀行已經實現境内外股票市場上市,中國銀行業總體資本充足率較高,完全滿足巴塞爾III關于最低一級資本充足率、總資本充足率以及資本防護緩沖資金的最終要求。而目前我國銀行業普通股股權/風險加權資産平均水平在7.49%。截至2009年12月份末,我國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達标的銀行已有239家,比年初增加35家,達标銀行資産占商業銀行總資産的100%。第二,中國銀行業信貸擴張沖動較強,需要建立足夠的逆周期資本緩沖。資本充足率的順周期問題在這次全球金融危機中表現明顯。解決這一問題的方式之一是在經濟繁榮時期建立逆周期資本緩沖。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周期表現為上升期較長,而回落期較短,銀行信貸增長速度較快。根據新資本協議,未來中國銀行業可能在多數時間都需要建立額外的逆周期資本緩沖。第三,中國需要建立更完善的流動性風險監測框架。中國銀行業資産負債的期限不匹配問題很突出,但政府對銀行業的隐性擔保支撐着公衆對中國銀行業的信心。從長期看,監管部門應建立符合國際統一标準的流動性風險監測監管框架。
李德先生還探讨了危機後全球金融市場的調整及中國的對策。自危機爆發以來,主要發達經濟體私人部門債券融資萎縮,私人部門的去杠杆化仍在繼續,衍生産品市場處于恢複中。金融危機後全球監管改革的趨勢包括:一是強化資本和流動性要求;二構建宏觀審慎政策和制度框架;三解決“大而不能倒”機構和跨境處置問題;四是完善場外衍生産品市場交易;五是分擔金融改革成本;六是強化會計準則,加強對沖基金監管和信用評級機構的監管。李德指出,中國金融市場的特點有兩個方面:第一,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結構不平衡,銀行貸款在社會總融資量中占絕對比重,防範危機須強化對銀行的微觀審慎監管。第二,目前中國的金融監管框架側重于微觀審慎監管,難以及時、充分地監測系統性風險并立即采取行動。因此,需搭建宏觀審慎政策框架和微觀審慎監管協調配合、互為補充的體制機制,發揮中央銀行在加強逆周期宏觀審慎管理中的主導作用。
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條法司處長張曉樸研究員回顧了國際監管新标準産生的背景,指出本次監管改革面臨諸多挑戰,涉及流動性監管的指标、交易賬戶的資本要求、薪酬政策以及系統性風險的衡量。金融危機後國際金融監管改革對中國的啟示包括加強系統性風險的監測,推進宏觀審慎監管;提高資本充足率要求,資本充足水平和資本質量同樣重要;重視對系統重要性機構的監管;不斷動态尋求界定最優的監管邊界。
日本慶應大學Naoyuki Yoshino教授指出,各個國家應該根據各國的實際制定符合自己國家的資本金要求,以穩定銀行貸款,防止泡沫的出現。同時,他建議通過公司合作的方式為公共基礎設施融資,根據每一個基礎設施項目的收入決定利率。最後,他建議通過信用擔保機構收集中小企業的信息,為銀行的貸款提供依據。
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長王松奇研究員指出,這次全球金融危機有四個最突出特點:第一,系統性金融危機發生的時候事前預警和事後的控制能力不足,所以這次危機才出現失控的情況。第二,美歐等國經濟體金融監管機構的交叉、重疊和監管真空同時并存。第三,危機發生時投資者和消費者的金融利益保護不夠。第四,金融監管的協調機制存在太大差距。這四個特點基本上給本次全球金融監管産生新趨勢提供了體制背景。他認為,中國金融業的發展在時間上錯後于發達國家的水平,美歐日都是金融體系過度發達,特别是銀行業業務過度擴張,而中國的衍生産品發展則相當滞後。因此,在金融危機之後,中國要處理的主要矛盾是如何在國際金融監管趨于增強的情況下,保護本國金融微觀主體的積極性,使其發揮巨大的潛能,讓中國金融資源得到最有效的運用。
bevictor伟德官网院長張禮卿教授提出,金融部門的過渡自由化是導緻金融不穩定的重要根源,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取消證券公司傭金下限限制等金融自由化措施大大促進了金融部門的同業競争,也鼓勵了金融工具的創新,然而這些競争在提高金融部門效率的同時,也使得很多機構産生了過渡冒險的傾向,更重要的是這些競争所産生的後果已經超出了金融監管部門的控制能力,因而是一種過度競争。因此,在關注全球經濟複蘇這樣一個短期經濟穩定問題的同時,必須同時關注金融市場結構調整、金融監管體系的完善這樣一些具有長期影響的結構性和制度性問題,研究和解決長期問題将會有助于解決短期問題。
bevictor伟德官网金融學系主任李健教授探讨了金融監管和金融結構之間的關系,提出金融監管應當适應金融結構的變化而調整,金融的發展需要能夠為實體經濟的發展服務,提議建立市場和微觀經濟主體的自我市場約束機制。她指出,金融創新是一把雙刃劍,既是推動金融發展制度演進的推動力量,也是帶來副作用的源頭。金融危機以來金融監管越來越嚴,但過度嚴厲會抑制微觀經濟主體的創新。
四、國際貨币體系改革與人民币國際化
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經濟學Barry Eichengreen教授認為,美國近期推出的九千億美元的刺激方案事實上已經弱化了其量化寬松的貨币政策,而且如果美國經濟增長快于預期,美聯儲也将進行債券收購,因此不用擔心貨币戰的問題,世界面臨的将是強勢美元。但是如果美國持續經常賬戶赤字,強勢美元将不可持續,中國仍然需要考慮可能出現的大規模的美元資産的損失問題。Barry Eichengreen教授進一步指出,以美元為主導的國際貨币體系存在嚴重問題。他預測人民币最早在十年之後可以成為非常重要的國際貨币,而且人民币需要成為國際貨币,因為中國需要深化流動性強的金融市場,而且美元也是用十年時間成為國際貨币的,此外還因為特别提款權的重要性趨于上升。他認為由人民币、歐元、美元所組成的多種國際貨币體系将是穩定的,因為未來中央銀行儲備的管理者會有多種貨币組合,而不隻是單一貨币,中央銀行會是穩定化的投資者。
國家外彙管理局國際收支司的管濤和陳志平博士對美元作為主權貨币在量化寬松政策下的外溢效應和漏損效應進行了透徹分析。他們指出,建立在信用發行基礎上的美元本位是現行國際貨币體系的主要特點,美元是最主要的國際結算和儲備貨币,儲備貨币發行國的宏觀經濟政策存在較強的漏損效應和溢出效應。本次國際金融危機再次充分暴露了現行國際貨币體系的非公平性和非穩定性,主要儲備貨币發行國在對外經濟失衡調整中的責任缺失導緻了危機的發生:而在危機調整中,主要儲備貨币發行國利用國内政策溢出效應轉嫁危機調整的負擔,流動性泛濫埋下了貶值和通脹的隐患。一次量化寬松是救市止血,對于制止市場恐慌,穩定市場信心至關重要。二次量化寬松背景之一是為了防止通貨緊縮,但量化寬松對于治理通貨緊縮是否有效本身存疑。本次危機是結構性危機而非流動性問題,赤字經濟體的儲蓄正常化對于需求将産生深遠影響,貨币刺激的作用有限。美國經濟仍陷于資産負債表衰退,二次量化寬松治标不治本反有可能加劇國際金融風險隐患。貨币的超經濟發行加劇國際金融體系的不穩定性,一有風吹草動就可能引發跨境資金異動的風險。新興市場經濟體系是國際資本流動沖擊的重要目标,浮動恐懼加劇了國内金融體系的脆弱性。上世紀末亞洲金融危機與日本長期的低利率政策有關,現在主要儲備貨币美元替代日元成為套利交易的目标貨币。
為改革國際貨币體系,管濤和陳志平博士提出如下對策建議:一是鼓勵儲備貨币體系的多元化,減少對單一主權貨币的過度依賴;二是督促主要儲備貨币發行國實施負責任的宏觀經濟政策,在維護國際貨币體系穩定中發揮更大作用;三是依托G20平台加強國際間政策協調,引導全球危機處理注重結構調整而非政策刺激;四是新興市場應通過實施臨時性的資本管制和增強彙率彈性,防範跨境資本流動沖擊;五是新興市場應通過深化金融體系改革,引導儲蓄更好轉化為投資,增加金融市場深度和廣度,增強抗外部風險能力。bevictor伟德官网中國銀行業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教授,指出中國貨币政策回歸穩健可以避免漏損效應,同時建議增大人民币彙率彈性,進一步推動人民币國際化,注重選取更加安全而且收益更高的主權債進行外彙儲備的投資。
吉林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李曉教授探讨了東亞貨币合作所面臨的挫折,包括CMI機制未能發揮預期作用、彙率協調與合作未能産生突破性進展、以及主要國家合作戰略上所出現的重大分歧。東亞貨币合作之所以陷入困境,其根源是非常複雜的,包括東亞國家最終産品市場依然依賴美國等發達國家;東亞經濟體内部資金循環水平依然很低,難以擺脫對美元體制的依賴;東亞地區在經濟發展水平和合作哲學上不具備推進貨币合作走向深入的前提條件。李曉教授認為,今後相當長時間内美元體制是可以持續的。由于中國人民币國際化戰略的實施,東亞地區貨币合作整體上不具備深入推進的前提,未來東亞地區可能出現局部地區以人民币為中心的所謂的彙率安排,這對東亞地區未來發展前景有至關重要的影響。
印度尼西亞前中央銀行副行長、印尼大學Anwar Nasution教授針對貨币戰争和發達國家量化寬松對于印度尼西亞經濟的影響進行了深入闡釋,他認為印尼和其他新興經濟體同時也受害于發達國家的量化寬松政策:第一,侵害了經濟的外部競争力;第二,降低了經濟的效率;第三,造成了區域差異。Anwar Nasution教授還進一步分析了外彙儲備不斷增加的原因,如市場幹預的需要、貨币互換協議的簽訂等。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張斌研究員對外彙儲備結構調整進行了技術性的研究,指出減少過度依賴美元的兩個途徑,包括減少外彙儲備的積累和調整外彙儲備的币種結構。他認為如果中國希望保持财富的價值,而且不關注短期流動性,亞洲很多國家的債券能夠形成對美元資産很好的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