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院院長李建軍教授與博士生李俊成合作撰寫的論文“全球化真的損害發達國家的經濟利益了嗎？——來自全球化收益分配及其決定因素的證據”發表在《經濟學家》2019年第7期。

黨的十九大報告對當今世界發展給出了精準判斷：“世界正處于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和平與發展仍然是時代主題。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社會信息化、文化多樣化深入發展，全球治理體系加速推進，各國相互聯系和依存日益加深，國際力量對比更趨平衡，和平發展大勢不可逆轉。”這是對近年來歐美“逆全球化”力量急劇上升、地區發展不平衡等問題深度分析後得出的判斷。無論是美洲，還是歐洲，全球化都面臨着走回頭路的巨大壓力。在美國，偏好封閉、孤立和保護主義的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其鮮明的“逆全球化”主張讓世界各國頗感擔憂；在英國，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政黨獲得越來越多民衆的支持而上台；一些發達國家再次轉向實行貿易、投資保護主義，商品、資本、信息和人員等要素自由流動的壁壘愈發突出。在西方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思想交鋒之下，持續了多年的全球化正處在十字路口，何去何從關乎未來人類社會的福祉，影響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

在此背景下，該文提出了測度全球化收益與檢驗收益決定因素的實證研究思路，旨在分析歐美逆全球化的深層原因以及其戰略價值。該文通過構建全球化收益指數（GII），考察了世界主要國家1991-2015年的全球化收益情況，并基于經濟、軍事、政治視角研究了影響全球化收益的關鍵因素。主要結論如下：（1）從全球化收益整體變動情況來看，在過去的25年間，全球化為世界經濟帶來了持續、穩定的正向收益。這意味着全球化并不是“零和博弈”，全球化能夠促進全球經濟福利水平的提升。并且全球化收益與世界經濟形勢密切相關，2000年和2008年爆發的金融危機使全球經濟陷入了衰退，對全球化整體收益産生了巨大負向沖擊，但即使在經濟衰退最嚴重的時期，全球化依舊為世界經濟帶去了正向收益。2015年以來，世界範圍内的全球化收益已企穩，并呈現上升勢頭。（2）從世界主要國家全球化收益情況來看，在過去的25年間，全球化收益最大的幾個國家分别是荷蘭、瑞士、韓國、美國、英國、中國、日本和法國。毫無疑問，發達國家是全球化進程最大的收益方。西方國家将發展中國家塑造為“最大得益方”、“搭便車者”的說法并不真實，也不客觀，“發達國家受害論”這一命題并不成立。（3）從全球化收益的決定因素來看，各國積極參與全球性的貿易、投資活動可以顯著提高其獲得的全球化收益。此外，諸如國内市場狀況、要素條件、軍費支出、武裝力量、腐敗治理、政府效率、政治穩定都将對一國的全球化收益産生顯著影響。其中，過度的海外軍事擴張損害了美國對全球化收益的獲取。  

該文研究為中國推進全球化戰略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啟示。首先，全球化不是各國間的“零和博弈”，“共赢機制”的存在意味着全球化趨勢不可逆轉。盡管當前“逆全球化”思潮湧動，但全球化給世界各國帶來的正向收益，毫無疑問可以提高全體民衆的福祉水平，為各國的可持續發展增加動力。這也意味着西方國家試圖走民族主義、孤立主義、逆全球化道路的做法是錯誤的，是有損于世界經濟福利水平的。中國應順應世界發展潮流，一如既往地堅持對外開放，做全球化進程堅定的參與者，利用全球化的機遇，繼續發揮“後發優勢”，在與全球的往來合作中，努力提升國家綜合實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其次，中國在擁抱全球化與跻身全球市場過程中受益顯著，這與我國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良好的市場和要素條件、與鄰友好的外交主張、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密不可分。近幾十年來，中國政府始終堅持“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将發展作為國家首要任務，堅定不移走改革開放之路，不斷開放市場，主動融入經濟全球化進程，促進了貿易大繁榮、投資大便利、人員大流動、技術大發展，從而取得了全球化“紅利”的長足進步。作為全球化的受益國，中國應更為積極、主動地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做全球化進程的協調者。最後，在西方國家“逆全球化”呼聲頻頻的當前，中國應接過新一輪全球化的“接力棒”，以自身的能量帶動其他國家發展，成為新一輪全球化進程的引領者。中國近年來出台的“一帶一路”倡議，牽頭和參與建設的金磚銀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國際機構，都将通過提供全球公共品，幫助世界經濟走出困境，讓所有國家公平分享全球化的成果和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