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院李俊峰副教授與孔德鵬共同合作論文《論碳排放強度與經濟增長——以京津冀地區為中心的考察》發表于《文史哲》2012年第六期。

1988年建立的IPCC(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在其2006年的第四次綜合報告中指出，要減少全球變暖所帶來的影響，必須盡早控制溫室氣體的排放量。這敲響了經濟發展的警鐘，對各國政府制定社會經濟發展政策，适應和減緩氣候變化有一定的指導和促進作用。随着《京都議定書》在2005年正式成為國際性公約，各國逐步開始了降低碳排放的進程。從低碳經濟建設方面來看，最顯著的發展莫過于國際碳金融體系已初現雛形，并且“以碳治理為基礎、碳交易為核心、碳服務為粘合劑、碳貨币為制高點”。随着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溫室氣體排放量也急劇上升，預計2025年前後，中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可能超過美國，居世界第一位。而作為京都議定書的簽約國，中國的節能減排工作任重而道遠：中國的能源消費結構以煤炭為主，經濟增長過于依賴第二産業，這些都大緻我國的能源效率較低。這要求中國推動能源結構多樣化，提高能源效率，以滿足可持續發展的要求。同時考慮到中國區域發展嚴重不平衡，各地發展各具特色，因而探索區域性的因地制宜減排方式，符合科學發展觀要求。

文章采用多元線性回歸模型以及簡單的面闆數據模型，讨論1990-2008年間，京津冀地區的産業結構、最終消費與資本形成、對外開放程度以及技術因素與碳排放量之間的關系，并量化對比各因素的貢獻率，提出了相應的政策建議。

從文章結果可以發現，外資引進、城鎮化的擴張、我國處于産業結構優化升級的關鍵階段以及第二産業産值比重過大，增加了節能減排工作的難度。就目前的政策方面而言，對于固定資産投資的控制以及進一步改革開放，促進兩個市場的綜合有效利用，提高人民的生活質量，大力推動産業優化升級，調整經濟發展結構，轉變生産生活方式，将成為我國節能減排工作的着力點和創新點。

從數據來看，制造業的産業結構升級，以及電力、煤氣、水的生産和供應行業應該特别注意能源轉化效率。從回歸結果來看，北京地區的外資引進并沒有推動節能減排工作，而政府支出比重的增加、人均國民生産總值的提升，以及第三産業中交通倉儲物流等比重的增加，對碳排放強度起到了一定的抑制和消除效應。在河北省，人均國民生産總值的提高和固定資産投資的增加對于碳排放強度的抑制作用顯著，而第二産業和第三産業的發展仍然與碳排放強度步調一緻，城市化發展的貢獻可能最大，這主要與河北省的經濟發展狀況和結構有關。天津市情況比較特殊，尤其是濱海新區的發展以及市郊地區并入等因素，使得城市化水平對碳排放強度的貢獻尤為強烈，可能基本掩蓋了其他因素的作用。從面闆數據來看，固定資産建設、進出口的比值、人均 ＧＤＰ 的提高、第三産業的發展，都對碳排放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而城市城鎮化的擴張、外資大量引進以及第二産業産值居高不下和碳排放強度呈正向關系。其中，城市化最為明顯。

綜上可以看出，不同城市因地制宜開展節能減排工作，也是政策制定時應該特别注意的地方。城市發展的階段、水平以及城市的資源禀賦和内部結構不一，都要求在未來的節能減排和低碳生活中，設置一定的目标函數，而不僅僅是盲目追求各項經濟指标。

當前全球經濟發展不确定性增加低碳經濟可能在未來很長時期内成為新經濟增長的契機以碳排放強度為代表的低碳建設應該因地制宜不能一刀切。低碳經濟是經濟結構調整優化的重大體現，是經濟增長方式、質量和效率得以兼顧的一大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