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我院彭俞超副教授、鄢莉莉副教授和方意副教授合作撰寫的論文“保經濟增長下限與非線性财政政策——基于偶然約束模型的分析”近期發表見刊于《經濟學（季刊）》第19輯第1期。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保持了平均兩位數的高速發展，十三億人口的大國邁進了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創造了“中國奇迹”。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并非一帆風順，黨和國家領導人面對國際經濟形勢的周期性變化，多次在經濟發展的十字路口做出了艱難的政策選擇。在非常規時期，為了保證經濟增長下限而推出的以财政支出為主的強刺激政策，文章稱之為非常規财政政策。與此相反，當經濟增長率在目标區間内波動時（即處于常規時期時），政府實施的溫和的、有規則的逆周期财政政策，文章稱之為常規财政政策。非常規财政政策的效果如何？對宏觀經濟其他方面有怎樣的影響？是文章要回答的問題。

文章借助偶然約束模型刻畫了以保經濟增長下限為目标的非常規财政政策，并分析了該政策的傳導機制、政策效果和政策外部性。研究發現，非常規财政政策能夠實現保增長，但擠出了私人部門投資，并導緻需求結構中消費的占比下降、産業結構中工業的占比上升。比較兩次政策效果，1998年的非常規财政政策顯著地促進了經濟穩定和經濟效率；2009年的非常規财政政策雖促進了經濟穩定卻大幅抑制了經濟效率，進而惡化了社會總福利。一個合理解釋是，政府投資的邊際正外部性不斷下降，工業的邊際負外部性不斷上升。政策前沿曲線分析的結果表明，在制度紅利減少、人口紅利消退、資源約束趨緊、全球經濟複蘇緩慢的條件下，“主減稅”的擴張性财政政策組合更能兼顧穩增長和調結構。

與現有研究相比，文章的邊際貢獻有以下幾點：第一，利用非線性DSGE模型刻畫了保經濟下限的非常規财政政策，有助于學術界利用宏觀理論模型對非常規财政政策的進行科學嚴謹的分析。第二，對我國1998年和2009年兩次非常規财政政策的政策效果進行了評判和比較，彌補了現有研究的不足。第三，在進行政策評判時，引入了經濟效率目标，為經濟結構轉型提供了理論依據。第四，在經濟穩定和經濟效率的二維目标下，利用較為先進的政策前沿曲線方法，探索了最優的擴張性财政政策組合，并發現了最優财政政策組合因政府投資和工業的邊際外部性的不同而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