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論文201801】金融要素不完善是制約“一帶一路”沿線各國基礎設施建設的重要因素
本文原文發表于《國際金融研究》2018年第2期
摘要：從互聯互通基礎設施建設起步的“一帶一路”倡議對沿線國家經濟發展将産生怎樣的影響？本文運用RSR和TOPSIS綜合評價法，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基礎設施建設綜合水平進行了評價，在此基礎上實證檢驗了基礎設施建設與經濟發展的關系，發現基礎設施建設綜合水平對提升經濟總量、人均産出水平，降低失業水平具有顯著作用。在此基礎上，本文研究了金融要素對基礎設施綜合水平的影響，結果顯示，融資風險、融資效率與融資成本等金融要素是制約“一帶一路”沿線各國基礎設施建設的重要因素。由此。本文提出了“一帶一路”金融合作的啟示性對策建議。
關鍵詞：一帶一路；基礎設施；經濟發展；金融要素
引言
黨的十九大報告把“一帶一路”建設和實施共建“一帶一路”倡議作為經濟建設和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的重大戰略舉措，并賦予其作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重要抓手的新時代曆史重任。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明确指出，中國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堅持打開國門搞建設，積極促進“一帶一路”國際合作，努力實現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造國際合作新平台，增添共同發展新動力。“一帶一路”倡議的持續推進為中國與相關國家之間的生産、貿易和經濟合作打開了新通道，一個共享機遇、共迎挑戰、共創繁榮的新型區域發展格局得以打開。
當前，“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正從深化各國間的互聯互通起步。中國勾勒的“一帶一路”倡議構想，其主要着力點之一就是包括交通、電信、能源在内的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互聯互通建設在對接“一帶一路”沿線各國發展戰略的同時，也将為區域協同發展和共同繁榮增添新活力。數據顯示，僅亞洲地區近十年的基礎設施總投資需求就接近8萬億美元，由此可見“一帶一路”沿線各國的基礎設施投資需求十分巨大。然而，“一帶一路”沿線各國的國家體制、法律制度和市場體系多種多樣，經濟也處于不盡相同的發展階段，各國的政治、經濟風險推高了投資者的投資成本，加上機構自身投資準則的限制，使得“一帶一路”沿線各國所能獲得的基礎設施投資資金并不充裕。同時，由于“一帶一路”沿線不少國家是發展中國家或欠發達國家，其資本利用效率遠落後于歐美發達國家，且金融話語權不強，難以主導全球金融資源的配置，這也使得“一帶一路”沿線各國的基礎設施投資資金供求存在巨大缺口。樂觀的是，中國牽頭設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及出資數百億美元設立的各類創新型融資工具，為這一問題的解決提供了新思路。
“一帶一路”倡議下的基礎設施建設将在很大程度上縮小沿線各國的時間距離，互聯互通帶來的區域一體化效應明顯。如此大規模的基礎設施投資，将對沿線各國的經濟發展與合作産生深遠影響。本文關心的是，“一帶一路”倡議下的基礎設施建設将對沿線各國的經濟發展産生怎樣的影響？“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基礎設施建設的金融制約因素如何？在“一帶一路”倡議推進的關鍵時期，本文試圖對以上問題進行解答，以期為一帶一路相關政策實施提供經驗證據支持。
一、文獻回顧
基礎設施可能并不總是經濟增長的直接引擎，但其對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的作用是不容忽視的。交通運輸、電信、能源、水、衛生、住房和教育設施已成為人類生存的重要組成部分，對經濟活動和社會生活都至關重要。一方面，基礎設施在交通運輸（公路、鐵路、港口和民航）、電力、灌溉、流域、水電工程、科研、培訓、市場、倉儲、通信信息、教育、衛生和家庭福利等方面都十分關鍵，特别是安全飲用水、衛生設施和可用土地的增加，能夠顯著提高勞動力和資本要素生産率，對經濟增長做出巨大貢獻。另一方面，基礎設施有助于縮小地區經濟差距，減少貧困現象，改善人們的生活質量。通過基礎設施建設，貧困人群能夠以更便捷的方式享受教育和醫療、水和衛生設施、道路網絡和電力等服務，從而促進貧困人群的自身發展，提升社會公平。由此可見，基礎設施能夠使得經濟、社會得到全面的發展、改善和提升，因此基礎設施是必不可少的。
18世紀70年代，亞當·斯密就曾在《國富論》中指出，良好的公路、港口、橋梁是發展商業的重要條件，需要得到政府的高度重視。進入20世紀40年代，包括羅丹等在内的衆多發展經濟學家對基礎設施建設與經濟增長間的關系提出了許多有見地的觀點，并被成功運用到各國的實踐發展中。其中，最為著名的是羅丹提出的“大推進”理論，認為發展交通在内的基礎設施建設是實現經濟增長的先行條件。此後，國内外學者針對基礎設施建設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開展了大量的研究。Aschauer（1989）率先在其研究中探讨了基礎設施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他發現基礎設施建設對經濟增長具有很強的解釋力。同時，他在文中首次提出了公共投資支出與美國1971-1985年之間經濟衰退之間的聯系，他認為美國忽視基礎設施投資是導緻經濟長期增長率下降的重要原因。Buurman & Rietvel（1999）通過研究基礎設施建設的長、短期效應後發現，從短期來看，基礎設施投資能夠創造就業、增加收入；從長期來看，基礎設施不但在後期的運營與維護中可以創造就業、增加收入，而且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企業生産效率。進入21世紀後，人們愈發意識到基礎設施的重要性，針對基礎設施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也愈發豐富起來。Arndt（2001）認為，基礎設施建設能夠實現各國間的互聯互通，可以幫助各國按照比較優勢原則進行生産網絡整合，從而為區域經濟增長添加新動力。Kumar & Acharya（2011）則提出基礎設施建設有利于提高國内産出，減少貧困和降低失業水平。Age & Nor（2010）發現在保證公共投資支出效率的條件下增加對基礎設施的支出，能使經濟從低生産率、低儲蓄和低增長移動到高增長的穩定狀态。基礎設施建設和經濟增長之間存在着密切的關聯，基礎設施水平較高的國家其貧困比例更低，因為基礎設施提高了人力資源能力素質和提高資本效率，從而刺激了經濟的增長（Srinivasu & Rao，2013）。而在後工業化社會，區域創新基礎設施建設和區域創新集群對創新産品的創造者和商品服務生産商的連接作用将可能激活人類活動的所有領域（Shaidullin et al.，2013）。當然，亦有許多學者發現基礎設施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并不總是顯著為正的。Bougheas et al.（2000）認為基礎設施與經濟增長呈倒“U”型曲線關系，但目前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投資不足，仍處于倒“U”型曲線的上升部分。無獨有偶，Riedel et al.（2007）在其研究中發現，基礎設施投資促進經濟增長的同時，也擠占其他類型的投資，過量的基礎設施投資會抑制經濟的長期發展。國内學者同樣也發現基礎設施對經濟增長的積極作用存在一定的變化。如丁建勳（2007）基于中國1978-2004年的時間序列數據，分析了基礎設施投資對經濟增長的作用，證明基礎設施投資與經濟增長間存在着倒U型關系，同時存在着一個最優規模的基礎設施投資量。孫早、楊光和李康（2014）認為中國基礎設施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已呈現出下降趨勢，其實證結果表明二者存在一種倒“L”型關系，超過“拐點值”後，基礎設施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則呈現出明顯遞減的趨勢。鄭世林、周黎安和何維達（2014）基于中國電信行業的實證結果同樣表明，基礎設施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作用遞減。此外，部分文獻還研究了基礎設施投資的具體項目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如Lakshmanan（2011）、Cook（2011）、劉生龍和胡鞍鋼（2010）、Heeks（2010）等分别探讨了交通基礎設施建設、能源基礎設施建設、電氣基礎設施建設及電信基礎設施建設對經濟增長産生的積極影響。
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融資問題同樣受到學者們的高度關注。Carranza et al.（2014）認為利用财政投資來縮小與他國基礎設施之間的差距是非常有利的。但也有學者認為，基礎設施本身同時具有公益性和盈利性，因而單純依靠政府公共支出或者私人投資都是不合适的，如嚴成樑和龔六堂（2014）考察了中國基礎設施融資模式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後發現，民間資本參與基礎設施投資與經濟增長率之間存在倒 U型關系。具體就亞投行在“一帶一路”基礎設施建設中的作用而言，學者們亦開展了廣泛讨論。王達（2015）對亞投行成立的宏觀背景進行了分析，他認為中國意在以亞投行為戰略支點，落實“一帶一路”倡議,助推新一輪對内改革和對外開放。耿楠（2016）認為，在現有多邊開發金融機構存在弊端和不足，并且全球基礎設施建設融資存在較大缺口的背景下，新開發銀行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創建是多邊開發金融體系的重大創新和有益補充。劉國斌（2016）同樣認為，亞投行的建立深化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間的金融互動，為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建設提供了便利和條件。胡海峰和武鵬（2016）指出，亞投行的設立從金融支撐、經濟合作和融資鍊完善等諸多方面與“一帶一路”倡議形成了良性互動，為“一帶一路”互聯互通夥伴關系的建立提供了金融支持。陳燕鴻和楊權（2015）則發現，傳統融資機構對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支持力度的有效性不足，而亞投行的設立能夠彌補了這一缺陷。王江（2016）就亞投行如何針對柬埔寨國家發展階段，借鑒世界銀行在中國基礎設施項目的經驗，就大型水電站、交通和農業灌溉等基礎設施項目貸款前景進行前瞻，提出亞投行在柬埔寨的基礎設施發展戰略的初步建議。賈銀華（2016）則指出，亞投行的貸款領域鎖定于基礎設施，存在單筆業務貸款額度大、貸款項目數目少、貸款回收期限長、風險大等特點。因此，亞投行應注重貸款全過程風險管理體系的構建。
總的來說，近些年關于基礎設施的研究在理論和實證兩方面都是十分豐富的，其中讨論最多的就是基礎設施在促進經濟增長等方面的積極作用。在實證方面，已有的研究往往關注基礎設施的某一方面，研究如交通、能源或衛生等方面對經濟和社會的影響，或者僅僅關注基礎設施投資的作用，少有将基礎設施各項指标綜合進行分析的文獻，僅Calderon et al.（2015）基于世界各國總電話線長度、道路裡程和發電容量數據，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構造了一個基礎設施綜合指數用于評估基礎設施建設的發展水平。然而，Calderon等人研究的不足之處在于他們采用的基礎設施指标較少，涵蓋面較小，反映基礎設施建設水平信息量不夠；同時，他們采用的基礎設施指标為總量數據，總量數據往往受到人口和國土面積的影響，不能直接用于橫向比較。此外，雖然有衆多研究闡述了亞投行對“一帶一路”基礎設施建設的重要性，但這些研究僅僅停留在理論層面上，極少有文獻運用現實數據對此問題進行實證檢驗。鑒于此，本文嘗試采用更多且更恰當的基礎設施指标，采用無量綱和标準化的統計評價方法，構造内涵更豐富、效果更一緻的基礎設施綜合指标，以此來衡量和反映各國各時期的基礎設施建設和發展的綜合水平，實證研究基礎設施建設的綜合發展速度與經濟發展的關系，進而檢驗金融要素對基礎設施建設水平的影響。
二、模型設計
（一）變量和數據
金戈（2012）在測算中國基礎設施資本存量時将基礎設施投資的統計範圍劃定在為 “電力、燃氣及水的生産和供應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與軟件業”，“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四個科目。參考上述範圍，并根據數據可得性，本文将基礎設施歸納到交通、通信、衛生和能源四個方面。同時，正如Snieska & Simkunaite（2015）所說的那樣，研究基礎設施投資與經濟增長問題很容易遇到數據可得性的問題，如沒有完整優質的數據庫支持、部分變量數據大量缺失等問題。本文在研究過程中也遇到了該問題，筆者根據現有的數據進行篩選和處理，經篩選後的樣本（變量）中的數據經過（前後均值法、模型拟合法和平均增長率法）插值補全少量缺失值和替換異常值（均值±3倍标準差）處理後，進行Winsorize縮尾處理，由此得到平行結構的面闆數據。同時，為保證各國數據之間的可比性，本文的指标多采用相對值表示。本文所有數據均來自世界銀行的世界發展指标數據庫（WDI），數據頻率為年度數據，數據期間為2000-2014年。表1、表2展示了各變量的具體定義。
（二）基礎設施綜合評價指數
為将各項基礎設施編制成為一個綜合指标，從而對各國各時期的基礎設施建設水平進行綜合評價，需要采用綜合評價法進行分析。國内外關于綜合評價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四種：一是專家打分法，二是運籌學與其他數學方法（如層次分析法、模糊綜合評判法、數據包絡分析法等）；三是基于統計和經濟的綜合評價法（如秩和比法、逼近理想解排序法、主成分分析法等）；四是新型評價方法（如人工神經網絡法、灰色綜合評價法等）。其中，秩和比法（RSR）和逼近理想解排序法（TOPSIS）是常用于醫療衛生統計中的綜合評價方法，其特點在于簡單、快速和使用，無需複雜的計算和數學知識，本文将采用這兩種方法來對各國各時期的基礎設施建設綜合水平進行評價。
秩和比（Rank Sum Ratio，RSR）指的是行（或列）秩次的平均值，是一個非參數統計量，具有（0，1）連續變量的特征。在綜合評價中，RSR綜合了多項評價指标的信息，表明多個評價指标的綜合水平，RSR值越大越優。秩和比法在一個n行m列矩陣中通過秩轉換獲得無量綱統計量RSR，再次基礎上運用參數統計分析的概念和方法研究RSR的分布，以RSR值大小對評價對象的優劣直接排序或者分檔排序。該方法的特點是對數據對象無特殊要求，使用靈活簡便。RSR法的步驟如下：
1.在一個n行（n個評價對象）m列（m個評價指标）矩陣中，RSR的計算公式為：
式中i=1,2,…,n，j=1,2,…, m，為Rij第i行第j列元素的秩。
2.計算得到每行的RSR值後，計算該RSR在全樣本中的平均秩R，并計算向下累積頻率P=R/n，将百分率換算成概率單位probit，probit為百分率p對應的标準正态離差u（pi分位數）加5。
3.以probit為自變量，RSR為因變量，對回歸方程
進行參數估計，後将之前的probit代入
得到糾偏後的作為最終的RSR值，該值越大，評價對象越好。
逼近理想解排序法（TOPSIS）是系統工程中有限方案多目标決策分析的一種常用方法。基本思想是：基于歸一化後的原始數據矩陣，找出有限方案中的最優方案和最劣方案（分别用最優向量和最劣向量表示），然後分别計算諸評價對象與最優方案和最劣方案的距離，獲得各評價對象與最優方案的相對近似度，以此作為評價優劣的依據。TOPSIS法的具體步驟如下：
1.将所有變量Xj的數據歸一化為均值為0、方差為1的正态分布序列，從而得到歸一化的矩陣A，其中
2.據A矩陣得到最優向量和最劣向量，即有限方案中的最優方案和最劣方案為：
最優方案：
最劣方案：
其中i=1,2,…,n，j=1,2,…, m。aij+和aij-分别表示現有評價對象在第j個指标上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3.分别計算各個評價對象i與最優方案及最劣方案的距離Di+和Di-：
4.計算各個評價對象與最優方案的接近程度
Ci在0和1之間取值，越接近1表示該評價對象越接近最優水平，越接近0則表示該評價對象越接近最劣水平。最後按照大小對各評價對象排序， 越大表示該對象越好。
RSR法和TOPSIS法的優勢是在評價時能夠忽略各個指标自身單位和數值大小的差異，無量綱化或标準化後的數值具有較強的可比性。
（三）綜合評價指數效果檢查
本文對2000至2014年所有可得平行面闆數據的“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基礎設施指标采用RSR和TOPSIS法進行綜合評價，由此得到的RSR值和C值可反映每個國家基礎設施指标集在時間上的變化和國際空間上的差異，一個國家某年RSR值和C值比自身往年增大反映基礎設施建設水平的提高，RSR值和C值比另一個國家任意年份的大則反映其基礎設施水平比另一國任意年份的基礎設施建設水平高。
本文按照四分位點分别将RSR和C值分為4檔，将2000-2014年按照每5年1期分為3期，把國家按照經濟發展狀況分為3類。從RSR和C各檔在時間上和國家上分布的一緻情況和符合直覺的程度來判斷兩個評價指标的效果。其中，經濟體類型的分類參考IMF的《世界經濟展望2012》，使用的國家和分類如下表所示。
下圖展示了采用RSR法和TOPSIS法評價對表3所示的樣本數據按照指标排名進行四分位點分檔的情況，第1檔表示最差檔，第4檔表示最優檔。從圖1不同經濟體類型下各分檔的分布情況可以看出，發達國家全部是第3檔和第4檔，且第4檔占90%以上，而其他國家以第1檔和第2檔為主，這反映出發達經濟體的基礎設施建設水平高于其他發展中國家，與現實情況相符；并且RSR法和TOPSIS法指數的分布較為一緻，差異較小，兩個評價結果具有較強的一緻性。同時，本文按照5年一個時期将2000-2014年分為3各時期，依次為時期1、2、3，來考察基礎設施指标在時間上的分布。從圖2不同時間段下各分檔的分布情況可以看出，第1期以第1檔和第2檔為主，二者之和接近70%，第3期則以第3檔和第4檔，二者之和接近70%，這反映出樣本内各國的基礎設施建設水平随着時間而不斷提高，與實際情況相符；并且RSR法和TOPSIS法指數的分布較為一緻，差異較小，兩個評價結果具有較強的一緻性。綜合RSR法和TOPSIS法的分檔在時空上的分布一緻性及與現實情況的一緻性，本文認為，RSR法和TOPSIS法在評價各國各時期的基礎設施建設水平問題上，效果較為理想，采用這兩種方法得到的基礎設施綜合評價指數RSR和C可以作為基礎設施建設水平的代理變量進入下一步的研究。
三、實證分析
（一）動态回歸參數分析
在經濟發展問題中，首要關注的問題是經濟總量的增長，因此本文關注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基礎設施建設綜合水平的發展速度對經濟增長是否有影響。考慮到經濟總量的增長固然重要，但僅僅因為人口增加而導緻的經濟總量的增長未必是件好事，即使經濟總量有較大幅度增長，如果人口增速高于經濟總量的增速，居民的境況反而可能會惡化，所以人均産出的增長也是個十分重要的問題，因而本文關心的第二個問題是基礎設施的發展速度是否顯著影響人均産出的增長。此外，失業問題也是經濟發展中的重要議題，尤其是居民的生活質量和社會治安在很大程度上與失業率有關，所以本文注重的第三個問題就是基礎設施的發展速度是否影響失業水平。為研究基礎設施建設對經濟總量、人均産出和就業等三個經濟發展變量因素的影響，以各自的代理變量GDP增長率、人均GDP增長率和失業率為被解釋變量；基于RSR法和TOPSIS法計算得到基礎設施綜合評價指數RSR和C值，計算二者（擴大100倍後）的對數差分值來近似表示各國基礎設施建設的發展速度，分别表示為rsr_gr和c_gr，将二者作為關鍵解釋變量——基礎設施的代理變量分别進入回歸方程；并加入投資、人力資本和物價等多個控制變量。考慮到經濟變量自身的動态關系，加入被解釋變量的滞後一階和滞後二階為解釋變量；考慮到基礎設施建設對經濟影響可能需要滞後一段時間才能有顯著影響，加入基礎設施綜合評價指數的滞後一階和滞後二階為解釋變量。
考慮到本文的模型中出現了滞後被解釋變量，面闆數據模型最常用的固定效應模型和随機效應模型已不能保證得出無偏的參數估計，因此本文采用兩階段一階差分廣義矩估計法（D-GMM）來消除自回歸中的内生性的影響。鑒于各經濟體類型之間的差異性，模型極有可能存在異方差，故選用Hansen檢驗來判斷過度識别與否。從F_p、ar2p和Hansenp來看，不存在二階自相關問題和過度識别問題。回歸結果顯示，基礎設施代理變量rsr_gr和c_gr的當期值、滞後一階和滞後二階項的系數對GDP增長率和人均GDP增長率均顯著為正，對失業率均顯著為負，表明基礎設施發展對經濟增長、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減少失業有着顯著的持續性的積極效果。
（二）金融要素與基礎設施建設
前文的研究表明，基礎設施建設對經濟發展有着非常積極的作用。但同時注意到，基礎設施建設綜合水平在國家之間存在着顯著的差異，發達國家的水平較高，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水平較低。由此可見，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亟待加強，其對基礎設施的投資需求十分巨大。然而，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往往具有投入大、周期長、盈利弱等特點，且政治風險較大，安全環境多變。加之“一帶一路”國家的法律體系和市場多種多樣，而且都處于不同的發展階段，各國的經濟問題、法律保護、彙率波動和國家風險等因素均推高了潛在投資者的風險和成本。并且，長期以來發展中國家的資本利用效率和金融活躍程度遠遠落後于歐美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在金融話語權和主導權中的弱勢地位使其無法主導金融資源配置，直接導緻其基礎設施建設等關鍵領域的融資需求得不到有效滿足。由此可見，較高的融資風險、較高融資成本和較低的融資效率的可能阻礙着“一帶一路”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進程。
基于上述論述，本文采用面闆數據回歸的方法來研究融資風險、融資成本和融資效率三個因素對基礎設施建設綜合水平的影響。本文采用貸款的風險溢價衡量貸款風險rpol，采用利差衡量銀行部門融資效率irs，采用外債利息支付占比和貸款利率分别衡量外債融資成本ipoed和國内銀行融資成本lir；以RSR值和C值衡量基礎設施建設綜合水平。此處的面闆數據均為非平行面闆，數據期間為2000至2014年，所選國家和國家數量依數據可得性而定，回歸中采用固定效應模型進行參數估計。
從表5的回歸結果可以看出，RSR和C組的回歸結果無論在符号還是顯著性上均具備較強的一緻性，這說明本文得出的實證結果具有較強的穩健性。從具體的回歸結果來看，貸款風險的回歸系數在1%顯著性水平下顯著為負，這意味着貸款風險高對基礎設施建設存在明顯的負向影響；與預期一緻，國内、外融資成本對基礎設施建設水平的系數同樣在1%顯著性水平下顯著為負，說明融資成本對基礎設施建設也存在着至關重要的影響，而過高的融資成本會直接影響一國基礎設施建設的推進。需要注意的是，相比于國内的融資成本，外債成本對基礎設施建設的影響更大，這也從側面說明了外債貸款對一國基礎設施建設的重要性。本文的研究還證實，銀行部門融資效率的提高可以有效促進基礎設施建設水平的提高。從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可以看出，增加固定資産投資和提高政府對經濟的主導程度将顯著提升一國的基礎設施建設水平。總的說來，貸款風險高、銀行融資效率低、融資成本高均可能阻礙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進程。
四、結論與啟示
在“一帶一路”倡議推進的關鍵時期，本文關注和研究了互聯互通基礎設施建設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經濟發展間的關系，考察了金融要素對沿線國家基礎設施建設的作用和影響。本文首先回顧了近幾年基礎設施與經濟發展關系方面的研究，發現已有的研究往往關注基礎設施的某一方面，如研究交通、能源或衛生等方面對經濟和社會的影響，或僅僅關注基礎設施投資的作用，少有将基礎設施各項指标綜合進行分析的文獻。因此，有别于以往的研究，本文采用無量綱和标準化的統計評價方法，構造了内涵更豐富、效果更一緻的基礎設施綜合指标，以此來衡量和反映各國各時期的基礎設施建設和發展的綜合水平。接着，本文利用RSR和TOPSIS綜合評價法得到的樣本内各國各時期基礎設施綜合評價指數，采用動态面闆模型等方法，實證研究了基礎設施建設綜合水平與經濟發展的關系。結果顯示，基礎設施建設綜合水平與經濟總量和人均産出顯著正相關、與失業水平顯著負相關。之後，本文推測和實證了風險、融資效率和融資成本等金融因素對基礎設施綜合水平的不利影響，發現金融因素可能是拖累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建設進程的原因之一。
本文的研究對我國倡導的“一帶一路”倡議的推進的政策啟示性建議有：第一，互聯互通基礎設施建設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經濟發展有着顯著的積極作用，因此，當前 “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應繼續堅持從深化各國間的互聯互通起步。互聯互通基礎設施建設在對接“一帶一路”沿線各國發展戰略的同時，也将為區域協同發展和共同繁榮增添新活力。第二，發展中國家的融資風險高，銀行部門融資效率低下，且國内銀行融資成本高，這些金融因素可能是“一帶一路”沿線各國基礎設施建設滞後的重要原因。因此，“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應充分發揮區域性金融合作機制的支持作用，努力為推動區域經濟乃至世界經濟的持續發展做出更大的貢獻。從本文的實證結果來看，降低融資風險和融資成本及提高融資服務效率将成為“一帶一路”金融支持機制效用發揮的突破口。從降低融資風險來看，“一帶一路”沿線發展中國家正面臨美歐在經濟危機後為恢複自身經濟增長而采取刺激政策的溢出風險，同時彙率波動而引發的金融風險也不容低估。因此，以亞投行、絲路基金為代表的“一帶一路”金融支持機制在服務基礎設施建設融資的過程中，應積極拓展沿線地區貨币結算業務，尤其是跨境人民币結算業務，提高人民币在跨境結算中的地位和作用，進一步提高人民币國際化水平，鼓勵沿線各國将人民币作為本國儲備貨币和結算貨币，規避美元波動帶來的交易風險。從降低融資成本來看，“一帶一路”金融支持機制可以通過發行股票、債券以及各類金融資産證券化的衍生金融工具，最大程度釋放資金的可利用潛力；積極推進PPP 模式，引入機構信用為項目做擔保，增強基礎設施項目信用評級，推動民間資本參與項目投融資；與各國商業銀行合作，通過發放銀團貸款等方式，分散貸款風險，為“一帶一路”基礎設施建設提供充足而低息的融資；通過拓寬“一帶一路”基礎設施建設中的投融資渠道，增加投融資供給，降低因資金供需不平衡帶來的投融資成本。從提高融資效率來看，“一帶一路”金融支持機制專注服務于“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尤其是“一帶一路”互聯互通基礎設施建設的推進，因此“一帶一路”金融支持機制将重點為那些風險高、周期長、但社會長期回報率高的基礎設施項目優先提供資金支持，具有更高的融資效率。未來，“一帶一路”金融支持機制應針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不同情況制定不同的融資和資金使用模式，同時更加積極地進行專項投融資活動，通過提高融資活動的有效性來進一步提高融資服務效率。
作者簡介
李建軍，bevictor伟德官网絲路金融研究中心主任，bevictor伟德官网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全國金融青聯委員。入選2005年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2014年北京市師德先進個人，2015年北京市教學名師。作為首席專家承擔2014年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普惠金融體系建設研究》。研究領域為貨币金融、影子銀行、互聯網金融、普惠金融與民間金融等。
李俊成，bevictor伟德官网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