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于《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14年第7期

1996年是中國通貨膨脹的轉折點。此時由1992年房地産泡沫所引發的惡性通貨膨脹得到有效控制，在價格改革能量釋放與制造業供給超過國内需求兩個突出标志下，中國經濟的通貨膨脹具有了與發達經濟體類似的運行水平與特征，進入溫和通脹時期。但是，作為世界制造業第一大國，在勞動力數量達到頂峰、經濟轉軌和産業升級的新的曆史階段，中國的通貨膨脹面臨内源性和輸入型兩個方面的驅動。從實體經濟運行的觀察上，人們感覺到，在中國的通脹成分中，輸入型通脹與内源性通脹一樣占據同等重要的地位。相當一部分文獻認為：進入新世紀，中國通脹水平與國際通脹水平的聯動性大幅提高（張成思，2010，2012）。他們認為，在中國的通脹成分中，輸入型通脹與内源性通脹一樣，占據同等重要的地位。這就意味着，如果中國通脹顯著受到國際經濟沖擊的影響，那麼，中國當前的通脹治理政策調整就需要從國内視角拓展到國際視野，即不能僅僅關注國内宏觀經濟的運行态勢，還必須兼顧國際通脹水平的變化及其對中國的溢出效應。

由此提出的問題是：作為最大的制造業經濟、新興市場的代表和邁向中等收入進程中的中國，其他經濟體通脹對中國通脹的溢出程度到底如何？中國輸入型通脹主要來源于哪些經濟體？是否由發達經濟體占據主導？中國對外的通脹溢出如何？對這些問題的回答有助于我們從定量的角度更清楚地認識輸入型通脹，抓住主要矛盾，更有效地應對當前的外部沖擊，進而為後危機時代通脹治理政策的選擇與機制安排提供重要的參考依據。為此我們需要選擇代表性經濟體，并對發達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分别進行考察。

出于對上述研究動機，本文設計一個動态分析框架，從多維信息溢出的視角來探讨中國輸入型通脹問題，考察外部經濟體對中國通脹輸入的程度、來源及渠道。本文貢獻在于首次将中國通脹置于全球經濟的框架與系統中，全景式地考察了國際通脹間的多維聯動關系；提煉雙邊通脹溢出指數，定量測度外部經濟體通脹輸入的強度和規模，并采用滾動回歸分析方法提煉外部經濟體通脹輸入的時變特征；并結合中國與主要經濟夥伴雙邊貿易和資本流動情況，考察國外對國内通脹的傳導渠道。

使用包括中國、美國、日本、德國、韓國、俄羅斯、巴西、南非等14個代表性經濟體1993年至2013年的CPI、貿易和直接投資數據，本文建立了向量自回歸模型，多角度論證了中國與其他經濟體通貨膨脹的相互溢出效應，得出方向性和溢出程度的新認識。實證研究的結論是：

1、中國的輸入型通脹呈現多樣化形态，同時受到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的沖擊。外部通脹的溢出效應随時間變化，自9個月到12個月期間，輸入型通脹的影響程度達到穩定，與内部因素相比形成四六開的格局。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總體而言呈現穩定态勢。因此，盡管中國的通脹成分中内源性通脹重于輸入型通脹，但是輸入型通脹已經占到40%，成為不可忽視的力量。而且來自發達經濟體的通脹沖擊和來自發展中經濟體的通脹沖擊程度相當。

2、中國對于發展中經濟體的通脹溢出要強于對于發達經濟體的影響。這說明中國經濟與主要發展中經濟體的整合性更強，貿易與直接投資上中國拉動發展中經濟，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對方的通脹。而發達經濟體受到中國通脹影響有限，其内部因素和區域經濟内部相互之間的影響更為突出，且貨币政策的自我調控能力更強也更穩定，這和發達經濟體消費價格指數更依賴服務業有關。

3、貿易渠道和直接投資渠道是外部通脹傳導的主要渠道，而貿易渠道更為突出。這是中國仍是出口強勁的制造業大國的緣故。但是考慮到中國海外直接投資的快速增長态勢，值得動态跟蹤。

4、中國、德國、日本、韓國、巴西、波蘭等主要制造業經濟體的通脹的整合性漸顯。在6個制造業大經濟體中，中國與其他5個經濟體的雙向通脹溢出效應尤為突出。世界制造業中心地域的态勢正在形成。

在中國與世界經濟日益融為一體的背景下，輸入型通脹的度量、監測與風險管理成為實施貨币政策的不可忽視的因素。對于國内通脹的監測與周期性分析，以往我們着重考慮國内因素和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因素，而欠缺考慮主要經濟體對于我們的通脹溢出效應。這就忽略了占到40%的信息源。因此，從政策的依據上考慮問題我們應當将國内通脹研究、國際商品市場價格研究和國外主要經濟體的通脹研究結合起來，形成涵蓋上述三個方面的通脹周期性認知和預警機制。這不僅對于宏觀管理層是主要的，對于行業組織的政策研究與企業通脹預防機制也是不可缺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