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基于2000-2013年的月度數據和遞歸（Recursive）VAR模型，研究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的變化及中國因素的相對重要性。結果發現：實體經濟需求和流動性水平相對供給因素對大宗商品價格的影響更為顯著。中國因素對于不同種類大宗商品的影響存在差異，中國需求對銅、鋁、鋅的影響程度高于發達國家，而且影響的時間相對發達國家更為持久；但是，中國的流動性對大宗商品價格的影響程度普遍低于發達國家，而且影響時間更為短暫。金融危機期間大宗商品市場受發達國家需求的影響顯著增強，量化寬松貨币政策推升了大宗商品價格，表明金融危機及相關的刺激政策影響了大宗商品市場的運行。

在過去十多年裡，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劇烈波動，引發了人們對于國際大宗商品價格驅動因素的讨論。在衆說紛纭的因素中，中國因素成為影響國際大宗商品價格變化的焦點。由于全球制造業向中國的轉移和中國城鎮化的推進，中國成為全球産品的主要供給方和大宗商品的主要需求國，這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國際大宗商品市場的定價機制。

“中國因素”包括中國經濟增長和中國的貨币供應量。2000-2013年，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年均GDP增速接近10%，同時人口快速增加，基礎設施建設和固定資産投資上升，對各類大宗商品特别是工業用途大宗商品的需求急劇飙升，初級原材料，包括原油、金屬礦産和農産品的進口量及其占全球的消費量的比重快速增加。2012年，中國對銅、錫、鉛、鋁、鎳的消費分别占到全球的45.02%、48.96%、44.51%、44.76%、47.96%，對原油、銅、鉛、鋅、鎳的消費增量占全球消費增量分别達到28.26%、50.72%、105.26%、84.21%、30.71%。同時，人民币彙率低估政策帶來了巨額的國際收支順差，中國央行為了維持彙率穩定，被迫購買美元資産和擴張國内的流動性。這些流動性超過了實體經濟的需求，部分流入到大宗商品市場，推高了大宗商品價格。那麼，中國的流動性水平和經濟增長對于大宗商品價格的影響程度到底有多大，不能簡單依賴于直觀判斷和定性分析，還需要訴諸經驗研究和實證檢驗。

現有關于“中國因素”影響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的文獻，存在以下幾個方面的不足：（1）現有文獻在分析流動性對大宗商品價格的影響時，大都忽略了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的作用。事實上，2007-2012年，全世界16個最大經濟體的廣義貨币增長中，中國貢獻了大約40%，因此，我們有必要關注中國流動性對大宗商品價格的影響。（2）雖然在研究大宗商品價格驅動因素時大都認為“中國因素”是造成國際大宗商品價格波動的重要因素，但是較少估計中國因素在國際大宗商品價格波動中的相對重要性，也很少比較“中國因素”中的需求因素和流動性水平對大宗商品價格影響的差異；（3）相對于發達國家而言，中國能源消耗的密集度（GDP/能源消耗量）和人均能源消耗量仍然較低，人民币境外流通量和貨币的國際化程度不高，現有文獻較少比較中國因素和發達國家因素對大宗商品價格影響的差異；（4）随着中國經濟、金融結構的變化和對外開放程度的不斷提高，中國對大宗商品價格影響程度很可能發生變化，但是較少有研究注意到這種動态變化；（5）現有文獻主要集中于研究中國對大宗商品價格指數和國際油價的影響，而較少涉及有色金屬等其他大宗商品。

論文從需求和貨币兩個層面，選取經合組織（OECD）和中國的代表性變量，以及國際原油和有色金屬的供給量，比較“中國因素”與“發達國家因素”在銅、鋁、鉛、鎳、錫、鋅六種有色金屬和石油價格決定中的相對重要性，并且考察這種相對重要性的動态變化。和以往文獻相比，論文具有三個方面的改進和創新：第一，本文選取2000年1月到2013年7月的月度數據，研究國際大宗商品市場上的影響因素。研究樣本的時間區間覆蓋了金融危機前後的不同階段，并且包含最近的大宗商品價格波動狀況。第二，本文将需求區分為OECD國家的需求和中國需求，将流動性區分為OECD國家的流動性和中國的流動性，比較中國與發達國家對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影響的差異。第三，針對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可能帶來的變化，我們運用遞歸VAR方法，分析需求因素和貨币因素對大宗商品價格的影響如何随時間發生變化，特别是對比2008年危機前後總需求和貨币因素對大宗商品價格的影響差異。

通過實證分析，論文得出以下結論：（1）實體經濟需求和流動性水平都是影響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的重要因素，除鋅以外，供給對價格的影響基本可以忽略不計。（2）在實體經濟需求層面，短期内中國需求沖擊對石油、鎳、錫的影響程度低于發達國家，但是對銅、鋁、鉛、鋅的影響超過發達國家，而且中國需求沖擊相對更為持久。在貨币層面，發達國家的流動性沖擊對大宗商品價格的影響普遍高于中國且影響時間更為持久，但是在流動性擴張初期發達國家對石油、銅、鋁的影響低于中國。因此，中國需求對部分大宗商品價格的影響程度大于發達國家，但是中國流動性對大宗商品價格的影響程度普遍低于發達國家。（3）在實體經濟層面，除鉛以外，發達國家需求對國際大宗商品價格波動的貢獻高于中國需求，但是中國需求對石油、銅、鋁價格波動的貢獻接近于發達國家的2/3；在貨币層面，中國流動性對銅、鋁、鋅等部分大宗商品價格的波動接近甚至高于發達國家，其他商品波動發達國家流動性的貢獻均高于中國。（4）金融危機及相關的刺激政策改變了國際大宗商品的運行機制，危機中和危機後的大宗商品市場更為關注實體經濟需求，而且危機中中國需求對所有大宗商品價格的影響都小于發達國家。量化寬松政策大幅推升了大宗商品價格，中國在2003年、2006年和2009年實施的擴張性貨币政策，使得中國流動性對大宗商品價格影響上升，尤其是2009年的貨币擴張對銅、鋁的影響特别顯著。

論文的政策含義在于，由于中國已經成為許多大宗商品的最大消費國，國際大宗商品的價格波動對于中國經濟帶來三大挑戰。一是大宗商品價格波動會對國内的産出穩定性，特别是對原材料主要依靠進口行業的産出穩定造成不利沖擊；二是大宗商品價格波動會在相當程度上威脅國内物價穩定；三是價格波動通過貿易條件會造成國民收入的潛在損益，影響國民福利。為有效應對國際大宗商品價格波動、緩解其帶來的負面沖擊，中國需要調整經濟結構，轉變投資驅動型經濟增長模式，從資源需求國的角度思考如何争取本國在大宗商品定價中的主導權，利用中國強大的購買力，争取更低的價格，而不是繼續被動接受國際價格。同時，由于發達國家流動性會對大宗商品價格産生顯著影響，中國需要密切關注發達國家貨币政策對大宗商品市場的溢出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