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李健、黃志剛、董兵兵
基于曆史和發展條件因素，東盟各國的金融發展及其結構各有特色，相對發達和落後國家之間存在較大差異。本文采用結構演進方法，從金融産業結構、金融市場結構、金融資産結構、融資結構和金融開放結構5個維度刻畫東盟各國金融發展中的結構特征及其共性與個性，為解讀東盟各國的金融功能與效率提供一種新的結構分析框架。本文力圖為深入了解東盟國家的金融發展提供相對全面而詳實的全景式描述，為探尋未來東盟國家金融結構的優化思路，促進“一帶一路”框架下中國—東盟地區經濟金融的良性互動與合作路徑提供參考。
東盟十國經濟發展的顯著差異反映到了它們的金融發展中，無論是銀行業、證券業還是保險業，新加坡、馬來西亞和泰國發展水平處于上遊，其他東盟國家的金融發展相對落後。從總體上看，東盟各國的金融結構共性主要體現在以下幾點：
一是金融産業結構具有鮮明的銀行業主導特征，行業集中度高，利息收入為銀行最重要的收入來源。
二是從金融市場結構看，大多數國家股票市場以場内市場為主、債券市場以政府債券為主。
三是在金融資産結構中以貨币性金融資産為主，證券類資産和保險類資産相對較少。
四是從融資結構看，以外部融資為主，在外部融資中以貸款融資為主，在貸款結構中以個人及私營企業為主。
五是從金融開放結構看，大部分國家以外資進入為主，但本國對外投資則相對欠缺。
一、金融産業結構
——以銀行業為主導
東盟國家金融産業結構總體上表現為較強的銀行主導型特征，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和越南證券業發展良好，其他國家較落後，保險業規模體量小且分散，保險市場深度和密度較低。
（一）發展良好的銀行業
從銀行集中度來看，東盟國家銀行集中度較高。東南亞金融危機以來，大多數東盟國家銀行業經曆了多次改革和收購合并浪潮，越南、緬甸、新加坡、馬來西亞的大銀行集中度都超過了95%，除文萊、老撾外其他國家也都在60%以上。
從業務結構來看，多數仍以傳統商業銀行存貸彙業務為主，證券業務、中間業務不太發達；主要利潤來源于利息收入，對存貸款利率敏感。除了緬甸以外，所有國家的銀行業利息收入占總收入之比都在65%以上，其中，文萊占比最高為81.27%。
東盟各國銀行業發展具有一定特色。第一，東盟國家中農業國居多，在傳統上重視金融對農業的服務支持，如印度尼西亞較為完善的農村金融體系、菲律賓村民互保信用記錄系統。第二，在國家政策鼓勵下銀行對小微企業發展的支持力度較大，如泰國為小微企業提供集中式流水線型貸款業務、柬埔寨将将小額信貸機構納入銀行體系的範疇、菲律賓規定銀行小微企業貸款投向比例。第三，家族财團控制的私有商業銀行發展繁榮，如菲律賓和泰國的寡頭家族财團以金融控股集團與實體企業結合的方式控制了大多數私有的全能型商業銀行。
（二）強弱兼存的證券業
受經濟發展和銀行主導型金融結構的制約，東盟各國證券業發展水平層次不齊。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和越南證券業發展趨勢良好，其中，新加坡發展最完善，已經發展為成熟的國際金融市場。其他東盟國家證券市場發展尚處于初級水平，文萊股票市場正處于籌備階段，緬甸直到2015年才設立證券交易所，柬埔寨證券市場停滞，老撾證券業基礎薄弱，印度尼西亞證券公司很大程度上被外資掌控。
（三）相對薄弱的保險業
多數東盟國家的保險業發展較為薄弱。如印度尼西亞、老撾、越南、柬埔寨、緬甸和文萊的保險市場深度和密度都較低，保險業規模體量小且分散，保險業務結構單一，業務量增速也相對較低。新加坡、菲律賓、馬來西亞和泰國等市場經濟發展較好的國家基本上都是以壽險為主導，壽險市場的集中度也較高。在伊斯蘭文化的影響下，馬來西亞和文萊的伊斯蘭保險發展迅速，文萊的伊斯蘭保險收入甚至超過了傳統保險業務的保費收入。
二、金融市場結構
——參差不齊
東盟國家金融市場發展水平可分為兩類：第一類金融市場發展緩慢，結構殘缺，市場不完備或不活躍，如越南、緬甸、老撾、柬埔寨和文萊；第二類金融市場比較發達，結構也相對完善，工具種類衆多，呈現多層次特征，如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泰國和菲律賓。
（一）貨币市場功能較弱
總體上看，大多數東盟國家都缺乏一個能夠靈活調節流動性的貨币市場，隻有新加坡的貨币市場高度發達。新加坡是亞洲美元市場的中心，SIBOR在東盟國家發揮着重要的基準利率作用，馬來西亞主要以政府證券為主，泰國以債券雙邊回購交易為主，越南隻有同業拆借市場較為發達，緬甸二級貨币市場流動性較差，文萊則沒有貨币市場。
（二）以主闆為主的股票市場和以政府債券為主的債券市場
從股票市場來看，緬甸、柬埔寨和文萊的資本市場發展遲緩，新加坡股票市場尤其是基金市場非常發達，馬來西亞的吉隆坡股票交易所現已是亞洲最大的證券交易所之一，菲律賓股票市場參與者主要為家族控制的控股集團和機構投資者，菲律賓債券市場發展水平較低。
除了新加坡外，各東盟國家的債券市場籌資者結構中，政府發行債券占比都比較高，體現了政府在經濟發展中具有較強的支配力。
三、金融資産結構
——以貨币性資産為主
大多數東盟國家的金融資産結構中貨币性金融資産占比普遍較高，例如文萊、老撾、越南，這與以銀行業為主體的金融産業結構密切相關，也反映了金融市場不太發達。
大多數東盟國家的貨币層次結構中QM/M2占比較高，例如，馬來西亞、柬埔寨、老撾、泰國、印度尼西亞等國QM/M2占比都在75%以上。準貨币成為主要的資産保存方式與大多數國家的資本市場不發達、投資性金融資産少相關。
四、融資結構
——以外源融資和間接融資為主
金融體系發達的東盟國家，企業資金主要來源于外部融資，如印度尼西亞、泰國和新加坡的；金融市場不發達越南、菲律賓等銀行主導型國家以内源融資為主，主要原因是企業外源融資成本較高。
在外源融資的結構中，東盟國家主要以間接融資為主，這與銀行主導型直接相關。在實地考察中我們發現，目前東盟國家金融體系的杠杆率較低，資産的泡沫化程度也較低。多數東盟國家金融體系特别是銀行信貸對私人部門和實體經濟的支持力度較大，即使是國有經濟占主導的老撾對私有經濟支持的力度也較大，其以國有為主體的銀行業信貸主要投向私營部門，股票市場中私營部門進行直接融資的比例也較高。
五、金融開放結構
——以外資進入為主
東盟很多國家曆史上曾經是發達國家的殖民地，部分西方的價值觀和規章制度在本國多有遺留。有的國家金融體系還是在外國統治的環境下起步，并長期受到外國金融業的影響，所以總體上看，絕大多數東盟國家并不排斥對外開放，态度也比較積極，特别是新加坡、越南、柬埔寨。主要表現在允許外資金融機構進入、吸引外商直接投資流入、積極籌措對外債務融資等方面，但是本國對外的投資與金融合作普遍較弱。
經過東南亞金融危機的沖擊，許多東盟國家對資本賬戶的開放心存疑慮，近年來在資本賬戶開放和監管放松等方面顯得比較謹慎，大部分國家的資本賬戶開放指數都很低，甚至為負數。
東盟各國的金融結構除了上述共性以外，基于各國政治經濟制度與發展特色、社會文化等不同因素影響也存在着一些差異化特性。形成了例如老撾公有制經濟下的國有主導金融體系、伊斯蘭文化影響下的伊斯蘭金融、印度尼西亞農業經濟主導下的三農普惠金融、新加坡高度開放環境下的離岸金融市場等富有特色的金融結構模式。
東盟各國金融發展的曆史和結構直接決定了其和中國金融合作的方式。第一，東盟地區各國的金融體制在制度設計層面的差異很大，越南、老撾、柬埔寨、緬甸與中國大陸地區過去的金融管理體制存在較大的相似性；新加坡、馬來西亞、文萊、菲律賓等原英屬、美屬殖民地國家深受英美金融制度影響，與中國香港地區的金融體系有一定的相似性；泰國和印尼的金融體制則更多地具有本國特色。第二，不同金融發展水平和開放度的東盟國家與中國金融合作層次不一樣，如新加坡、泰國、印尼比較注重宏觀層面的金融和貨币合作（如貨币互換、金融監管等），商業性金融合作（如銀行互設機構、業務拓展、理财等）已經得到一定程度的發展并有待進一步發掘；而柬埔寨、緬甸目前更加注重人民币邊境結算、以促進貿易為主導的金融合作。第三，東盟國家具有不同的金融結構特征，這些特征既可能是東盟國家在與中國合作過程中可能的金融需求，也可能是金融供給，其差異化蘊含中國東盟金融合作的多層次性和巨大的合作空間，需要雙方通過不斷的開展和深化金融合作去發掘。
總體而言，中國與東盟國家的頂層金融合作發展較快，但合作形式較為松散，合作程度不夠深入；雙方底層商業性金融合作發展緩慢，和頂層的金融合作的互動不足。不論頂層還是底層都有巨大的合作空間，“一帶一路”倡議構想的提出與實施，為中國與東盟金融合作提供了新的機遇與平台，同時也需要中國針對不同國家的金融結構特征做出不同的風險評估和策略選擇。
在“一帶一路”框架下，中國與東盟的金融合作應該注意以下幾點：一是加強金融合作在促進貿易和投資發展中的作用，如加強對東盟工程承包企業的金融支持政策，鼓勵商業銀行參股工程承包企業等；二是注重頂層合作與底層合作的互動，充分關注金融微觀主體的合作需求，充分發揮國家政策性銀行的主渠道作用；三是注重短期金融合作總量增長和長期結構調整的權衡，必須認識到總量增長空間的局限以及雙方在金融結構方面的巨大差異以及可能的巨大合作空間，做出長遠規劃和布局。
節選自《東盟十國金融發展中的結構特征》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