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摘要

自2013年“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中國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入了大量資金，旨在促進深化區域合作，惠及貨物、資本和勞動力市場。本文采用雙重差分法（DID）來評估“一帶一路”倡議對沿線國家就業增長率的影響。實證結果顯示，“一帶一路”倡議對沿線國家的就業有正向影響，沿線國家（實驗組）的平均就業增長率高于非沿線國家（對照組）0.093%，在就業結構中，“一帶一路”倡議對男性勞動力就業增長率（0.138％）和高等教育就業增長率（1.276％）影響最大。

二、研究假設

據國際勞工組織（ILO）數據顯示，2013-2016年間“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平均就業增長率在0.43％左右，這一增長的影響因素可能是多方面的，本文試圖将其中“一帶一路”倡議的貢獻分離出來，并分析其對勞動力市場的結構性影響。本文的貢獻在于：第一，我們不是假設分布函數和預測數據的有效性，而是根據國際勞工組織提供2004 - 2016年的實際就業數據進行分析。第二，我們采用DID估計法，将2013年 “一帶一路”倡議實施前後的沿線國家（實驗組）與非沿線國家（對照組）的就業率進行對比。第三，本文的重點不僅僅局限于就業率，還關注“一帶一路”倡議對沿線國家内部就業結構的影響。根據國際勞工組織的就業分類，我們分别讨論了不同性别和教育水平的“一帶一路”倡議的異質效應。

本文DID估計的有效性是基于兩個假設：（1）在沒有“一帶一路”的情況下，實驗組與對照組保持穩定的增長趨勢;（2）在實施“一帶一路”倡議期間，實驗組和對照組沒有其他政策改革。

三、實證模型

i和t分别代表國家和時間， yit為第t年i國的就業特征度量指标， OBORi為虛拟變量，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取值為1，否則為0；time為時間的虛拟變量， 2013年以後取值為1，否則為0； lamdai為國家固定效應，控制各國的所有不随時間變化的因素； rt為年度固定效應，控制了各國共同的年度沖擊。

四、變量的選取及說明

本文采取2004-2016年155個的就業統計數據作為研究對象，其中包括39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116個非“一帶一路”沿線國家。

因變量

本文選取15歲以上人群就業率為因變量，來源于2004-2016年的世界發展指标數據庫（WDI）和國際勞工組織（ILO）。就業人員教育程度以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UNESCO）的标準劃分為初級、中級、高級三個層次，其中初級教育為1（小學）和2（初中），中等教育為3（高中）和高等教育4（高等教育）。假設教育程度越高的工人可以更容易地受雇。

自變量

OBOR，屬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取值為1，否則為0；Time，2013年之後取值為1，否則為0。

控制變量

城市人口數量(Urban)，衡量一國的城市化程度，根據世界銀行的人口估計數和聯合國“世界城市化前景”中的城市比例來計算而得；國内生産總值(lngdp)，按購買者價格計算；教育支出占國民總收入比重(edu)，衡量公共教育支出，來源于世界銀行WD數據庫；參與社會保險計劃人口的總支付金額占其總福利比重（Insurance），衡量社會保險的充分性；國家政策和制度評估指标（ruleoflaw），衡量一國的政策和體制框架在多大程度上支持可持續增長和扶貧。

五、實證結果

1. 對總體就業影響

表1的報告中，第1列沒有考慮固定效應和時間效應，第2列中引入國家和年度固定效應，OBOR*Time在統計上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表明2013年以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就業增長速度比非沿線國家的就業增長幅度更大，這一結果意味着“一帶一路”倡議促進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就業。第3列加入了控制變量，除了國家政策和制度評估指标之外，其餘變量對就業增長率具有正向影響，關鍵變量OBOR*Time結果依然顯著為正。

2. 對男性和女性的就業影響

從表2和表3可以看出，“一帶一路”倡議可以提高沿線國家的男女就業水平，其中對男性和女性的就業增長率的影響系數分别為0.138％和0.114％，說明對男性的影響更大。

3. 對不同教育程度的就業影響

從表4看出，“一帶一路”倡議對受過高等教育人群的就業影響最大，為1.276％，對受過中等教育人群的影響最小，為0.374％。

六、研究結論

自實施“一帶一路”倡議以來，沿線國家的就業增長率得到了提高，其中男性勞動力和高等教育就業群體的就業增長率有了較大的改善，從而改變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就業結構。

作者簡介

呂越（1987-），女，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中國WTO研究院講師、碩士生導師、經濟學博士、哥倫比亞大學富布萊特訪學訪問學者、新加坡國立大學訪問學者；中國社科院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特聘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全球價值鍊與中國；貿易與金融。目前已在《中國社會科學》、《經濟研究》、《世界經濟》、《金融研究》等雜志發表論文30餘篇，并擔任China & World Economy、《經濟研究》、《管理世界》、《世界經濟》、《金融研究》、《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财經研究》、《财貿經濟》和《南開經濟研究》等雜志的匿名審稿人以及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通訊評審專家。主持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北京市社科聯項目以及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課題。曾獲得第七屆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人文社會科學）二等獎、第十二屆中國青年經濟學者論壇優秀論文獎等、“百人會英才獎”、譚崇台發展經濟學獎、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惠園優秀青年學者”，代表性論文入選《世界經濟年鑒2016》“國際投資學2015年十佳中文論文（TOP10）”。